繁华落幕：诗的辉煌与冷落

 

在我看来，诗歌创作其实类似女人分娩，必得有外物内感，必得以自身骨血孕育，受十月怀胎之累，经一日切骨之痛，才可获呱呱坠地之喜。

 

所以很久不动诗兴，实在是腹中空空，不知者谬赞虚心，自知者愧嘲心虚。说白了，写诗这事儿，还是一个由外到内感受，和由内到外抒发的过程，前者需要敏锐的洞察，后者需要雄健的笔力。单就诗歌创作而言，其实都建立在某种特异的直觉之上，前者需要对所观察的世界的直觉，后者需要有对文字的直觉。直觉这玩意儿说不清道不明，突如其来倏忽其逝，好比现在人们常说的第六感，而这种感觉往往和年龄和阅历逆向而行。古代诗歌到盛唐登顶，后辈诗家再衰三竭，到随园老人那个时代，所谓性灵云云，语近于玄，其实已经把诗歌创作的大气魄萎靡成格物致知的小情调。不过他在《随园诗话》里对方世举（扶南）三改少作愈改愈谬的记载，却是印证了年龄阅历与诗情诗品相悖反的道理。

 

当代诗人难出大家，有创作环境的钳制，有诗人自身的随遇而安，更有一代人与大时代的脱节甚至隔离。上世纪后二十年诗坛野花盛开，与那个时代环境减压和社会底层厚积薄发有关，更与那个时代的诗人把自己彻底融入到大时代，甚至不失用诗意文字推进时代变革的野望有关。我越来越不愿意读近十几年来的诗，在这些诗里，只能让我感受到越来越多的文字技巧，而不能感受到那二十年诗歌很容易就带给人的那种心灵上的冲击。要知道，那种冲击不仅来自诗歌本身，更来自诗歌所携带的浩大雄浑的时代力量。而这种力量，在晚近这些年的诗里，已经几乎找不到了。

 

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有说服力了，因为时间无需通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

 

——余华《活着》

 

余秀华之所以横空出世，可能和她个人的身世有关，但往深里说，余秀华是把个人的内心感受积压无数年之后，才找到诗歌这个宣泄渠道，庞大的情绪积郁一经破门而出，那真是如同泄闸洪流，沛莫能挡，那些洪荒猛兽般的情感，在不加任何矫饰的文字的裹挟下，蛮不讲理地撞进每个读她诗歌的人的内心深处，让那些生活小资化情感荒漠化的人们被兜头浇了一盆洗脚水，那水混混沌沌滋味浓烈，却在小资们的心中蕴养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沼泽地带。关于余秀华，用雅和俗的表面形式去争论，只会掀起学院派羞于见人的底裤，我却在她那野性的文字冲撞中大呼过瘾之余，难免还有些“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喟叹。

 

余秀华是一个大器晚成的特例。就写诗这件事，大多数人还是始于少年轻狂，终于中年疏狂。辛弃疾说“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如今想来，当年轻狂作诗，多数情况是荷尔蒙化作激情，激情化作文字，那些文字癫狂无序，很有些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意思。现在偶尔想写点东西，反倒成了腹中空空的秀才，望空穿凿，自己看了都脸红。

 

所以特别艳羡那些到了中老年还保留着诗情诗心的人，他们没有腹空之忧，他们写诗，俯拾皆是。排除老干体那类自恋狂，他们中还是很有些值得我仰慕和拜读的。在他们的诗里，有生活的背影，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有可圈可点的意象转折，有精妙的文字包装和颇具弹性的文字张力，这一切都符合随园老人的性灵说，也经得起一切学院派讲究的推敲。

 

然而诗毕竟是一种特殊的文体，率性而为难免顾此失彼，刻意求工又少了性情和韵味。所谓言多必失诗多近滥，陆放翁六十年间万首诗，真正留在人们心中的，也就那么几首，都是因家国天下和儿女情痴，能撕裂他自己也能撕裂我们的那种。这种具有分量的诗，在唐朝有可能明珠蒙尘，宋以后，就需要浪里淘沙了，当代诗歌，新诗潮那阵，因极度压抑后的肆意宣泄有过不少，现在，滥竽充数的多了，要找到几首有分量的，那就不仅是浪里淘沙，还要沙里淘金。只是越来来越碎片化和快餐化的即兴阅读，真要找到，还要很大的机缘。

 

要知道，连眼球都被经济化了的当下，诗歌被冷落在供给侧已经很久了，全球化狂潮下，信息爆炸，热点频出，诗歌败退回到自产自销的小农时代，也只能在某些个小圈子流传，如果有天有人因诗歌成为“网红”，反倒更加让人讶异，如余秀华。

 

国家不幸诗人幸，其实很有道理。当然，反过来同样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