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之求知，乃以实际之事务为基准，最富科学之肯定精神。故知识论实为《易经》精神之所在，盖以理智代迷信之为用，必有相当知识为基础，而后足以解决事物之疑难。《易经》之基本目的，在于深切认识事物真谛，以作言行之依据。故《系辞》曰：
夫易，彰往而察来，显微而阐幽。
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彰往察来”乃推知之方法，“显微阐幽”乃知识之作用。吾人运用其知识，则天下之志可通，天下之业可定，天下之疑可决，其重视知识有如此者。《说卦》曰：
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系辞》曰：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
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神，其孰能与于此！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于此可见《易经》之知识论，虽乏一贯性条理，而涵义甚广，亦复细密。细绎之，可见其有彰往、察来，防微杜渐、分析与综合、观变知几、推断、实用诸端，今以次言之。（一）彰往：关于知识之修养与运用，其最先必为彰往。彰往乃推知一切知识之基础，吾人之所以获得新知创见，则全恃经验，故凡各种想象皆根据过去经验，古今中外之知识论未有以易此者。《易经》亦注重于此。其《系辞》曰：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
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古者包牺（按即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彖辞》则曰：
中正以观天下。……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观·彖》）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彖》）
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咸·彖》）
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恒·彖》）
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萃·彖》）
（二）察来：察来者，为对已有之经验，作理智之分析、总括及解释，以推知未来。吾人应观察之事物，可区分为二：一为自然事物之观察，即所谓观乎天文者是也；一为社会事物之观察，即所谓观乎人文者是也。二者作用不同，前者用于观时变，后者用于化成天下，皆吾人所应知而不可作废者。《系辞》曰：
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
是言平时于天人两方观察有得而后足以致“兴神物”“前民用”之果。
《系辞》又曰：
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说卦》曰：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系辞》曰：
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乾·文言》曰：
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
《同人·彖》曰：
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
（三）防微杜渐：厄来不可测，物壮则必衰，顺理则吉，逆理则凶。是故吾人无论为何事，不可不防微杜渐。因一己所为之事，往往有后悔之处，故《易经》全书以“既济”为终。“既济”为阴阳最调和之现象，亦即变化最完善之阶段。《既济·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系辞》曰：
慢藏诲盗，冶容诲淫。
危者安其位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又曰：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
《乾·九三》曰：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坤·文言》曰：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
（四）分析与综合：彰往察来之后，徒得事物整体之概念，未足以言推断，故分析尚焉。徒有单体之现象，亦未足以言推断，故综合尚焉，《易经》于分析综合二事，亦尝屡屡言之。《系辞》曰：
探赜索隐，钧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
于事物之隐者索之，深者钩之，参伍以变之，则其观察不在整体矣。非分析而何？于事物之赜者探之，远者致之。同类者错综以较之，则其观察又不在单体矣。非综合而何？必经此分析综合之后，而后可判断以定天下之吉凶，其意固甚明矣。
（五）观变知几：观变与观察不同，观察者仅观其现状，固无动静之殊；观变则观其因动而发生变化者也。《易经》既确认宇宙为动态，知事物种种现状亦必因动而变化，徒作静止之观察分合，未足以尽事物之真，故观变尚焉。《系辞》曰：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
天下事物既有动，必观其动所生变化而会通之，始得为知与行之根据。然动有隐显，动之显者易见，固可循其迹以求；动之隐者难知，岂能遇事尽察？《易经》于此更有补充之方，则为“知几”。《系辞》曰：
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
动之微者不可形，而变化随。惟辨此几微，乃可知未来之吉凶耳。《系辞》又曰：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几事不密则害成。
于事物之动，能先研其几微，而后可以成天下之务，若不慎于几微，则有害于成矣。盖谓知几之用，不独于知为要，而于行为尤要。其于知也，于他事之几微，固须能察；其于行也，于己事之几微，尤须慎虑，常人作事，或亦预计其必得良果而后行；但所行之果或与所期者恒相左。无他，别有隐伏之几，未及慎虑周密，所以动而害成也。凡未能观变知几者，未可以成天下之务。故知与行均以知几为要也。
（六）推断：《易经》关于推断之论，多详于《系辞》。而其推断方式，概括言之，不外以简驭繁而已。《系辞》曰：
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①然，示人简矣。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ｍéｎ＠②ｍéｎ＠②者。
此以为天下事物虽至繁赜，皆可从简易推知。盖可见宇宙万有之繁赜，皆起于刚柔相摩而成。吾人基于此刚柔相摩之原则，以观其变化之所至，则彰往而察来，见微可以知著，能定天下之吉凶，而成天下之ｍéｎ＠②ｍéｎ＠②矣。是取法乎自然者也。故《系辞》又曰：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言自然之最简者为太极，由简而繁遂生种种之现象，而吉凶在其中矣。吾人推究其变化之象，会而通之，知其孰吉孰凶，而预为取舍，则可以成大业矣。盖谓事业生于知识，而天下事物之繁赜，吾人皆可从简易以推断之。因事务虽繁，不外由阴阳刚柔变化而成之现象，故循乾坤阴阳之简易，以观其动；而变化消息存乎其中，天下之至赜不能逃矣。是以《系辞》又曰：
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ｙòｕ＠③之，吉无不利。
是言平时以卦象为研究之资，以蓄其知识，乃关于知识修养者，其于动作之先，则究其将发生如何变化，以断吉凶而定行止，如是其动作吉无不利矣。此又关于知识运用之事也；但所谓以简驭繁者，不外将已知推求未知。而已知之正确与否，更有一名实问题。必名实相当，乃可藉而推究。因名实有多种，无形者不必论，即就有形之物名而言，至少可别之为三：一曰通名，二曰类名，三曰专名。通名为通共之名称，可包括各类与各个，类名为同一种类之名称，专名仅为个体所专有，其不同类者或同类者，别个均不能假用。若用之不当，则生谬误。所以后世孔子言正名，墨经有名实说，荀卿有《正名篇》，尹文子有《大道篇》，公孙龙子有《名实》《指物》诸论，无非讨论名实如何而后相当之问题，而《周易》已先注意及此。《系辞》曰：
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
开而当名，即须名当其实之意；何以能名当其实？必先辨物正言。物乃所举之实，言乃命名所成之文，既辨其实，复正其名，使之相当，乃可为推断之根据，故曰断辞备矣。此于孔子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之意相近，而语法较为紧切。谓之名实论之雏形可也。盖《易经》为思想发生之藉，自难与后世有系统之方法论相较，而其推断事物进行中，已有名实错误之发见，虽孔子未有以过之。直至墨子始为条理之说明，尹文子、公孙龙等演之乃为专家，此点与知识论之发展有密切之关系，秦汉以后名学中绝，而思想遂反于虚玄矣。
（七）实用：《易经》所言实用知识，不仅在知之，而兼在行之。上言知几，则言成天下之务，言推断则曰成天下之ｍéｎ＠②ｍéｎ＠②，既明指为应用于实际事业者矣。惟实用之知，其有完满之修养，能随时随地运用而无误者，在《易》有一术语，命之曰神。“神”者大而化之，施诸四海而皆准，乃至他人不可测之谓矣。《系辞》曰：
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但知之以后，如何推行无碍，则有待于神而明之也。但神而明之，不能以言谕方式，只在乎人之如何运用耳。《系辞》又有一节，将知与神二者之功用分别言之，如下：
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
是谓知所以知既往，而神则运用所知于事业上可以预期将来之效果。而有此造诣者非易得也；惟古称聪明睿知神武者之临民，何以能不杀而治？以其有明于“天道”之自然知识，有察于“民故”之社会知识，运用于政治上，则民之需用者得之于前，自无作奸犯科者之可杀；是以与天道相应，而郅治之神物兴矣。至于《易》所称事业，原不限于政治，只以治者为民众领袖，天下万事皆由此领袖负责，故以政治为万事之纲领而已。知识之施诸实用者，可分为心与物二途，其用虽殊，而《周易》认为运用变化以发展事业，其效则一，并无轩轾。盖心与物并重者也。故《系辞》又曰：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
其用足以通于各事物，而不限于有形之一物者为道；其用限于一物者为技，技足以成器。二者均由知识发展而为事业。罔罟舟楫车马诸创作，皆形而下之器也，而古人为之称道不置，至于称为成器者为圣人。盖只求见诸实用，推行有利，即为万世之事业。
《系辞》曰：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舍，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
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
《乾·彖》曰：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乾·文言》曰：
乐则行之，忧则违之。
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终日乾乾，与时偕行。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坤·文言》曰：
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豫·六二·象》曰：
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大畜·彖》曰：
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
《革·彖》曰：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鼎·象》曰：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艮·彖》曰：
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凡此均言实用之知识也。故《易经》于知识之观念，贵实用而非玄想。
宇宙间万有、万象、万物，皆源于“动”。“动”则生于“刚”与“柔”二者相反而对立之力量相摩相推。无“动”，宇宙间之一切存在无以解矣！《易经》一书，不特明示吾人理解动变之时间与空间应具之条件，且兼及观察者之主观立场与作用为如何。故《系辞》曰：
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
要之，《易经》之知识论，于体会宇宙由简而繁之变化，乃取以简驭繁之方式，且注意及名实问题。但知识不以知之为满足，而在于行之成务之实。于形而上之心之发展与形而下之物之发展，则皆视为同等价值，无所轩轾，此其概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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