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章士钊的这场官司打了几个月，这期间，官场动荡，政局不稳。1925年11月28日，激进的学生再次（第一次为5月7日）冲击了章士钊在北京魏家胡同十三号的住宅，要求其下台，章被迫卸任，匆匆逃到天津，无暇顾及与鲁迅的官司。一度解散的女师大也于11月底复校，杨荫榆辞职后回到了苏州老家。
1926年1月16日，新任教育总长易培基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等到平政院将鲁迅的互辩书再次送到教育部时，他以“此案系前任章总长办理，本部无再答辩之必要”为由，不再理会，教育部也很快取消了对鲁迅的免职处分，让他暂代佥事一职，在秘书处办公。
1月18日，鲁迅重新回到教育部上班。
3月22日，平政院开会作出最后裁决，判决鲁迅胜诉，已经离职的章士钊及教育部“违法”。
3月31日，国务总理贾德耀签署了给教育部的训令，转述平政院“依法裁决教育部处分应予取消”的结论，命令教育部“查照执行”。于是，这场官司以鲁迅的完胜结束。
实事求是地讲，官司的获胜主要原因在于诉讼过程中，段祺瑞执政府已经垮台，章士钊继辞去司法总长、教育总长之后，其政府秘书长一职也不复存在，平政院在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下，作出了撤销教育部的决定，而不是针对章士钊个人。
这场官司表面上是由女师大风潮引起，但鲁迅之所以在1925年深度介入这场风潮，除了自身的正义感之外，不能不说与两个人有直接关系，先是许寿裳，后是许广平。
许寿裳是鲁迅的终生挚友，他于1922年7月出任女高师（1924年改为女师大）的校长，对学校管理进行改革，购置图书仪器，延请名师，聘鲁迅、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等人到学校兼课。但谁能想到，“老实有余，机变不足”（鲁迅语）的许寿裳受到排挤，在女高师“驱杨运动”之前，还有一场“驱许迎杨”的风潮，女高师的学生于1923年8月要求他去职，转年2月许寿裳被迫辞去校长职务，接替他的就是杨荫榆。朋友的校长位子被杨荫榆占据，鲁迅心里对她的排斥、抵触不言自明。
许广平是鲁迅在女师大教书时认识的学生，在1925年3月他们开始通信，一个月后许广平登门到西三条胡同拜访老师，8月女师大被教育部解散，许广平住进了鲁迅家里，10月两人情定终身，正式成为恋人。许广平是“女师大风潮”主要的参与者、策划者，随着学潮的升级，身为学生自治会成员的她被校长杨荫榆开除，鲁迅正是在许广平的影响、请求下，实现了由默然旁观到积极参与的角色转变。
鲁迅为自己免职所打的平生唯一的一场官司，与“二许”不会一点关系没有吧？除了“公仇”，是不是也有一些“私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