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苏轼（1037—1101）才华横溢、学富五车，是历史上公认的文学大家，但他没有一些读书人常有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书生病”，而是一个全才，在各个领域都有卓越的贡献。尤其可贵的是，他还是一个勤劳乐观的劳动能手，他热爱劳动、享受劳动，无论为官从政，还是受到贬谪，他都怀着一颗乐观向上的心，歌颂劳动诗赞丰收。
植树造林绿化环境
苏轼的劳动首先体现在植树造林绿化环境上。从少年时代起，苏轼就有很强的植树情结，那时他年年在家乡栽植松树，十多年里，苏轼亲手栽的松树有数万株。《东坡杂记》载：“予少年颇知种松，手植数万株，皆中梁柱矣。”
此后，无论是在什么环境下、无论是到哪个地方，苏轼都能坚持植树造林，打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北宋元丰二年（1079），苏轼被贬到黄州做团练副使时，看到当地的生态环境非常恶劣，便带头并发动民众植树造林，绿化黄州。他筑室东坡，自号“东坡雪堂”，在住宅四周广种柳、桑、竹、枣、栗等树木，并诗记之：“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他在《东坡八首》中也写道：“我在东坡下，躬耕三亩园”“种枣期可剥，种松期可斫。事在十年外，吾计亦已悫”。这些都是苏轼投身植树绿化环境的真实记载。
苏轼被贬为定州刺史时，仍不忘植树造林。他鼓励百姓改良土壤、治理荒滩，广为植树造林。苏轼尤其推荐百姓种植北方的槐树，其木质坚实、枝叶茂盛，春季里槐花满枝清香怡人，并且耐严寒抗风雪。苏轼在定州他的“雪浪斋”院里亲手栽种了两棵槐树。
苏轼不仅亲自植树，而且无论走到哪里就把植树造林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到哪里。
大量的植树造林体验使苏轼对改善生态环境有了深刻的认识。为了保护森林、倡导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苏轼在《凤翔八观·真兴寺阁》诗中指名道姓抨击了当地权贵王彦超大兴土木、滥伐林木的行为：“当年王中令，斫木南山赪。”这是苏轼对于滥伐森林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行为的愤慨和抨击。与此同时，苏轼还写了《万松亭并叙》，同样对麻城县令张毅早年植树遭到后人破坏的行为予以谴责，叙中说：
麻城县令张毅，植万松于道周以芘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伤来者之不嗣其意也，故作是诗。
十年栽种百年规，好德无人助我仪。
县令若同仓庾氏，亭松应长子孙枝。
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怜冰雪姿。
为问几株能合抱，殷勤记取角弓诗。
正因为深知植树造林保证成活很不容易，苏轼才发出了这些感慨，诗句体现了苏轼的森林生态保护思想。
深耕细作笔耕不辍
苏轼的劳动还体现在开荒种粮上。元丰三年，苏轼在黄州因为官俸停发，加之家中并无什么积蓄，所以一大家人吃饭成了难题。于是，苏轼把夫人王闰之离京前变卖的些许家产换成铜钱，每月初取出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每份一串分挂在屋梁的三十颗铁钉上，每天早上用画叉挑下一串做当天的生活费，然后将画叉藏起。当时黄州米价约二十钱一斗，他家日用米约二斗，每天需要米钱约三四十钱，剩下一百余钱用来买菜买鱼买肉。当日倘有盈余，则丢进另行准备的一个大竹筒里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或招待宾客。
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苏轼在城东坡弄到一片营防废地，但多瓦砾杂草丛生，不宜耕种。苏轼就带领全家老小清除瓦砾，刈割荆棘，深挖细整，终于整理出50亩田园，他冬种麦，夏种稻，还种了一些蔬菜瓜果自用。由于这块荒地不是农田，尽管苏轼一家很努力去耕种，收成仍然不是很好。第一季种大麦，勉强还收了一些，第二年种水稻，收成很不好，打下来的稻子刚刚够全家人糊口。
有了亲自耕种的体验和收获的喜悦，苏轼有感而发写下了《东坡八首》，他在序中写道：
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
这个序言把苏轼开荒种粮的经过说得很全面了。不只如此，苏轼在劳动之余，还笔耕不辍。我们知道，“笔耕”这种脑力劳动也是非常辛苦的。我国知名画家、作家蒋勋说过：“这段时间是苏轼最难过、最辛苦、最悲剧的时候，同时也是他生命最领悟、最超越、最升华的时候。”就这样，苏轼在黄州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努力耕作、刻苦读书、勤奋写作，不仅收获了粮食蔬果，其文学创作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四年来，他写诗200多首、词66首、赋3篇、文章（包括小品）170多篇、书信280多封。还写了9卷《易传》、5卷《论语说》。
兴修水利躬身为民
苏轼的劳动还体现在为百姓打井找水兴修水利上。苏轼的命运的确是多舛，屡次遭到贬谪。绍圣三年（1096），已经被贬到惠州两年的苏轼，接到广州太守王敏仲的来信，得知广州人苦于饮用水含碱。对此，苏轼针对当时广州实际地形及水源情况，建议“于岩下作大石槽，引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苏轼还建议不论贫富均可享受，由专人管理，并推荐勤于事务的罗浮山道士邓守安为工程“总官”。王敏仲十分重视苏轼的意见，立即将此建议付诸实施。
苏轼虽远在惠州，但他仍然很关心工程进展。不久，他又写信给王敏仲建议，引水的竹竿“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因为引水路远，日久肯定会出现堵塞的情况，而有了这些小孔，就可以查知堵塞位置，而不至于盲目地拆除竹竿来检查。于是广州人吃上了“自来水”。这应该是我国最早的自来水工程，它是苏轼设计的。
在惠州，苏轼更是关心身边百姓的吃水问题。当时苏轼在白鹤峰上买了几亩地，自建了20间房子，解决了住所问题。由于苏轼所住的白鹤峰是一个制高地，从峰顶下到东江河挑水也很艰难，地高水远，许多百姓吃水都不方便，苏轼经过勘探，雇人一起凿了一口水井，一举解决了许多人吃水难的问题，并作诗记之：
今朝僮仆喜，黄土复可抟。
晨瓶得雪乳，暮瓮停冰湍。
我生类如此，何适不艰难。
一勺亦天赐，曲肱有余欢。
不想绍圣四年，苏轼再次被贬到更偏远的海南岛儋州。漂洋过海来到儋州后，苏轼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育人才，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据载当时的儋州“饮食百物艰难”“百井皆咸”，当地百姓多饮沟渠腐水，常因饮水不洁而患病。目睹此状的苏轼十分难过，他经过一番考察，在桄榔庵旁择地带头凿井。清冽甜美的井水从此源源涌流，直到今日井水尚清。据《儋县志》载，东坡寓居桄榔庵时，曾“夜与诸生王霄携壶汲水于此”。乡亲们为了纪念苏轼便把这口井命名为“东坡井”，九百多年来，清甜的井水从未干涸过。
不仅如此，苏轼还带领当地百姓开荒地、建桥梁、搞卫生，等等，至今在儋州还流传有东坡村、东坡田、东坡桥、东坡帽等。后来，苏轼离开儋州后，听闻当地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年，欣喜之时提笔写下了一首《儋耳》诗：
霹雳收威暮雨开，独凭栏槛倚崔嵬。
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
野老已歌丰岁语，除书欲放逐臣回。
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
诗中野老之喜，是指苏轼初到儋州时，遇上连年灾害，直到元符三年(1100)儋州的粮食喜获丰收，苏轼怎么能不高兴呢？苏轼歌颂劳动歌唱丰收的心情溢于言表。
苏轼一生曾担任过凤翔、密州、徐州、湖州、杭州、颍州等地方行政主官，他每到一地，都要躬身为民，重视农业，治理水利，抗洪救灾，先后留下了治理凤翔东湖、杭州西湖、颍州西湖的佳话，这些地方至今仍是当地著名的景区。可以说，苏轼是一路风雨兼程，一路歌唱劳动和丰收，将劳动生活过得诗意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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