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一季度总是外贸的淡季，但今年的淡季一点都不淡——
连日来，沪苏浙皖的外贸数据陆续公布，整体来说，三省一市外贸形势喜人，均实现了两位数以上的大幅增长。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江苏一季度的外贸总额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创下历年同期最高。上海外贸在2018、2019、2020年连续平稳走势的基础上，实现了一次大的增长。
从总量上来说，浙江位居江苏、上海之后。但从增速来看，浙江外贸37.2%的同比增幅领跑长三角。安徽这个“小老弟”虽然总量上来说还差“江浙沪”三个老大哥一大截，但其36.7%的同比增速仅次于浙江。
在形势一片大好的大背景下，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外贸格局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四地外贸普涨的背后动力源自何处、成色又几何？“开门红”之后，长三角能否实现外贸的全年红？
涌金君带着大家来读一读长三角的外贸成绩单。
外贸淡季里激烈的排位赛
在外贸数据一片普涨的背后，长三角上演了一场场激烈排位赛。这其中，浙江和上海你追我赶的大戏，尤其精彩。
今年1月至2月，外贸总量常年位居全国第四的浙江超过上海，曾一度跻身全国前三。
不过，到了3月，上海再度反超浙江，以微弱优势保住了第三的宝座。但100多亿元的差距，在两地8000多亿元的总量中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翻阅近几年的外贸成绩单，涌金君发现，浙江的外贸总量跃升速度明显，与上海的差距不断缩小——
2018年，上海的外贸体量已经达到3.400万亿元，当时浙江与之还存在5500亿元的差距；
2019年，浙江外贸首破3万亿元大关，量级上与上海站到了同一水平线上；
2020年，上海的外贸进出口总量为3.48万亿元，浙江的外贸总额此时已经达到了3.38万亿元。
“十三五”打下了这样的好基础，“十四五”浙江决心向上海发起冲击。甚至，在出口规模上，浙江也想和江苏“扳扳手腕”。
日前，浙江省商务厅厅长盛秋平在接受涌金君采访时就曾表示，根据“十四五”规划，今后五年浙江的主要商务指标在全国的排名都要努力向前进一位。
具体来说，浙江的外贸总量要在今明两年超过上海，成为全国第三；出口规模上，浙江也要在“十四五”期间努力追赶江苏。
尽管浙江的追赶势头强劲，但不得不说，浙江外贸的短板也依然明显。例如，在进出口平衡方面，上海明显优于浙江。
3月，上海之所以再次反超浙江，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在进口方面的突出表现。一季度，浙江出口总额已经超过上海约2800多亿元，但在进口方面却仍足足要比上海少近3000亿元。
从产品结构来看，浙江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总额中占比仅约8%，而上海的占比已经高达40%。同样，江苏在两年前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已经接近90%。
相较于江浙沪的势均力敌，一季度进出口1464亿元的安徽显然还只能算是“小老弟”。
但安徽外贸也不乏自己的亮色——去年，安徽的外贸增速位居全国第六。同时，安徽的外贸结构也质量颇高，去年，安徽出口中高新技术产品占比高达六成。
外贸普涨背后的深层逻辑
同比两位数的增速，无论是对江浙沪这样的外贸大省、大市，还是迎头赶上的安徽，都实属不易。更不用说，浙江、安徽暴增近四成，在外贸史上都极为罕见。
三省一市为何都能实现外贸“开门红”？涌金君认为，这其中，既有共性原因，也有个性特色。
不可否认，疫情影响下，去年1月至2月浙江外贸出现负增长，形成了较低的基数，是外贸数据普涨的一个基本面。
其次，各地企业积极响应“就地过年”的倡议也对外贸增长提供了明显的助力。春节后，企业普遍提前1至2周复工，港口码头等外贸运输运行趋于正常。去年下半年积累的大量外贸订单，也让不少外贸企业努力扩大产能。
第三，全球疫情虽然仍在持续，但欧美等国家经济出现转好迹象。尤其是美国经济“大放水”，促进消费率先复苏。一季度，欧美、东盟等主要市场均有不俗表现。
这些，都让传统的外贸淡季，出现了“淡季不淡”的现象。
除了以上这些全国共性的原因，长三角民营经济的优势，也成就了一季度三省一市进出口的亮眼表现。
众所周知，江苏外资企业众多，一直以来，江苏的外贸结构中，来自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占比较高。
然而，今年一季度，江苏民营企业出口占比明显提高，其增速高于江苏外贸整体增速13.9个百分点，成为拉动江苏外贸增长的重要动力。
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带动附加值更高的一般贸易，占比江苏外贸总值55.2%。
同样，民营企业在上海、安徽的外贸增长中也都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一季度，上海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35.5%，而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速仅11.5%、3.9%；
安徽民营企业活力也在不断增强，一季度进出口704.5亿元，增长37.1%，占比48.1%。
作为民营经济大省，浙江的外贸结构中，民营企业的顶梁柱作用自然不必赘叙。一季度，浙江民营企业出口占比超八成，且进一步提升。
浙江之所以能以增速领跑，其外贸多元化的特色优势格外明显——
多元化的市场，让浙江的外贸总能东边不亮西边亮，东盟、南美等新兴市场都为浙江外贸增长做出不小贡献；
多元化的产品结构，尤其是大量的轻工产品，让浙江的产品在疫情下的表现尤其抢眼；
多元化的外贸业态，让浙江外贸企业总能喝到外贸新趋势的头口水，例如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等。
正因此，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浙江外贸表现一直格外抢眼。浙江外贸对全国的贡献率已经连续3年位居全国第一，今年一季度，浙江又延续了这样的势头。
“大家都好”形势下的不确定性
看似“大家都好”的形势下，不少业内人士在采访中却一再向涌金君透露出，对下半年外贸形势有些担忧。
在他们看来，眼下无论是浙江民营外贸企业，还是长三角各类外贸市场主体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和挑战。
这其中，赔本赚吆喝，是众多外贸企业遭遇的尴尬局面。受访外贸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眼下外贸订单虽多，但不少浙江外贸企业的日子却不好过。
由于大宗商品、汇率大幅上涨，企业生产的综合成本飞涨，许多外贸企业负责人抱怨：两头受堵。
在销售端，由于许多订单早在去年下半年、今年初就已签下，企业与外商重新议价的空间有限，成本上涨部分往往需要企业承担。这对于利润率只有几个点的浙江外贸企业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负担。
在生产端，受全球经济大放水导致通胀等因素影响，人工成本在今年明显上涨了一大截。
慈溪一位外贸企业负责人告诉涌金君，去年工厂的用工工资还是15至16元一小时，到了今年一下子就涨到了19至20元一小时。
更重要的是，疫情以来，许多过去不需要外贸企业担心的因素，都可能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例如，国际海运物流价格飞涨，国际集装箱、舱位紧缺，让众多外贸公司有货难出。
在长兴、萧山等地，涌金君看到不少外贸工厂由于订不到舱位、集装箱，交货期一延再延，仓库里积压的存货已经到了爆仓的临界点。
因为仓库不够用，一些纺织外贸企业等待发货的成品，堆得像小山一样。
此外，国际物流价格普遍涨了三四倍，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额外成本。
例如，运往北美的一个集装箱以往要价约3000美元，如今已经涨到了七八千美元甚至上万美元。
此外，芯片全球短缺的影响，已经从汽车、手机等领域蔓延至小家电、五金机械等消费品芯片应用领域。
永康一家马达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涌金君，原本自己的工厂有七成芯片从国外进口，如今这些国际供应商基本都已经断供，而国内芯片也因货源紧张，大幅涨价。
一家慈溪小家电企业负责人告诉涌金君，一些原来3元一件的芯片，如今已经涨到了每件五、六元，甚至高达10元，直接导致家电整机生产成本上涨7%。
更严重的是，有的企业即便是加价也找不到芯片货源，因此已经减产三成。业内人士分析，芯片短缺的现象或将持续到今年底、明年初。
种种因素，都让外贸出口充满不确定性。而更让外贸企业担心的是，随着疫情后全球产能复苏，国内外贸订单或将持续回落，下半年外贸企业又将迎来另一波巨大的考验。
帮助企业应对可能出现的困局，浙江的表现更加值得期待。毕竟，常年与民营企业打交道，浙江政府部门已经炼就了快速反应能力——
应对贸易摩擦，浙江率先在全国创新推出了“订单+清单”系统，前置外贸风险预判预警；
在去年疫情期间，浙江又在全国首创“出口网上交易会”，一年举办了500多场；
今年，针对集装箱一箱难求，浙江又在前不久上线了“集装箱一件事”应用场景，为企业化解难题……
涌金君期待，浙江从稳外贸的工具箱里拿出更多工具，为长三角外贸全年红做出浙江贡献。
编辑：DEF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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