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在美国作家理查德·耶茨这里，这句话恐怕得变一变：幸福的家庭固然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也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耶茨一生致力于挖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笔下人物均流露出相似的悲剧表情。《革命之路》就是这样一本小说，但我们千万不要被书名所迷惑，因为“革命”恰恰是书中最大的伪命题。
故事发生在美国东北部一处名为“革命山庄”的中产阶级住宅区。时间是上世纪50年代。年轻的夫妇弗兰克和爱波，在饶舌的房产经纪人吉文斯太太的带领下前来看房。随着汽车越驶越近，那所被橡树遮掩着的房子渐渐露出了它的轮廓，“房子不大，是木质结构的，伫立在混凝土地基上。房子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窗，远远看去像一面巨大的黑色镜子”。起初，爱波害怕一家人将会有“到哪儿都逃不掉落地窗”的噩梦，但弗兰克偏偏觉得没有问题。因为房子就是房子，一扇落地窗不会摧毁谁的私生活。
他甚至想象，有一天孩子们可以自由地在房前屋后跑来跑去，“他们生活中日积月累的混乱，就可以在这里被剔除出去。他们可以在这个房子里，在这些树中间慢慢休养生息”。然而，事实证明，弗兰克很难顺利达成他的愿望——没有人可以在一所房子里“休养生息”。在“革命山庄”度过的每一天，都像钝刀割肉，持续不断地消磨着他所剩不多的激情。果然才过了两年，这座“宽敞明亮、整洁宁静”的房子就不再那么可爱。年幼的孩子还没有停止他们的奔跑，弗兰克却已经丧失了最初的耐心。
他抱怨自己的婚姻既不刺激，也不兴奋，家庭唯一的好处只不过是为他提供了某种“相依为命的安全感”。没错，安全感。在中产阶级的词典里，这个词看上去既高雅又舒心。只是，要得到几十年如一日的安全感并不容易。首先，他要放弃那颗蠢蠢欲动的心；接着，他要彻底打消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在他的余年里耐着性子，慢慢与周围庸俗的邻居周旋。到最后他才会明白，原来自己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是由一连串他不想做的事组成。
而爱波呢，显然比弗兰克更勇敢、更清醒。她想要完成一些“完全疯狂的不可想象的事情”，比如离开美国。她告诉丈夫，他们可以放弃工作、放弃房子、放弃车子，搬到巴黎开始一段“别处的生活”。在她的规划中，弗兰克待在家里写作，她自己外出工作。现在看来，这应当是耶茨本人的理想生活图景。他渴望像他喜爱的作家海明威那样，在巴黎“流动的盛宴”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然而，时代变了。二战后的美国，源源不断冒出陈腐的气味，总是令人窒息。没过多久，一次意外的怀孕导致计划流产，爱波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此时，再来看看横在房子中间的那道突兀的落地窗，它就是一面巨大的黑色镜子，映照出中产阶级的虚妄、无力。它和爱波一样，被无数双眼睛审视着，被庸俗的邻居默默念叨着，被平庸的时代捆绑着，最终也成了那个时代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