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天津·全民阅读”活动,正在成为海河两岸一道绮丽的文化风景。蒙友抬爱,也曾承命为该活动的电视片撰稿。记得在《点亮梦想:从读书做起》那集写过:“系列阅读推广活动,宛若为天津市民营造着书香飘逸的百花园,广大读者在姹紫嫣红般的各种活动中感受着缕缕书香的魅力,享受着阅读带来的欣喜与乐趣。”我对最后一句的关键词颇有共鸣──享受、欣喜、乐趣。作为全民阅读的一员,这也是笔者对书的常态感受。
“书不千轴,不可以语化。文不百代,不可以语变。”于我等平民百姓而言,毕竟有些高峻得难以企及。不念千卷书,莫言融会贯通;不读百代文,休谈通晓变异。此等境界固然令人仰慕、叹为观止,却注定是专家、大家、名家的视域。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虽为宋代皇帝的励学名句,却也似与享受阅读的旨趣相去较远。“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当须饱尝“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刻苦、清苦与寒苦,而非是那种信马由缰式的阅读享受。
“书当快意读易尽”,本是宋人陈师通的一句怨言,感叹书读方至爽快时,却发现没的可读了,写一种命运多舛、若有所失的怅然。我却宁愿将此话理解为:书,不仅应当让人读起来倍觉快意,且应很容易地一口气读完。是啊,倘遇好书,快意快读,能一目十行地“一网打尽”,才算过瘾。
如今想来,读书的快意,在尚无读书能力时便似有感。入鞍山道小学那年,《汉语拼音方案》刚好通过,课本和课外读物都注了音,即便不识字,也可用拼音读书了。孰料,初学拼得生疏,揭开儿歌集却吭吭哧哧读不成句。同桌马骐不知为何早慧,竟一首接一首地为我读了起来,抑扬顿挫,节奏明快,尽管不是我读,却第一次领略了阅读的快意。
第一次于课本之外触书,是小学三年级寒假住院割扁桃腺。母亲给我留下《高玉宝》《把一切献给党》两书作为陪伴,一周后才来病房接我。十几张床的大病房除我以外都是成年人,他们每日天南地北津津乐道,我则“卧读习惯初养成”。虽半猜半读、似懂非懂,却尝到了“捯读”的乐趣。从《高玉宝》捯出了课文《半夜鸡叫》的原著和作者;从《把一切献给党》捯出了自传体和回忆录的大致模样。
较多的读书机会来自中学。天津十六中图书馆居然是一座独立的小楼,让我第一次尝试了怎样查目录、怎样借还书。当时课业压力大、社团活动多,不仅被选进校排球队、跳伞队,还当过少先队初一的中队主席、初二的大队委,读书不敢太快意,只能还是“捯读”。因极爱课文《荷花淀》,便跑到图书馆捯出《白洋淀纪事》。那种可按课文找到原著的借书过程奇特得很,当那册心仪已久的书捧在手中时,竟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惊喜。阅读的快意更加奇妙,仿佛有一种孩子找到家的感觉,在那个“家”里,不仅可以读到课文的“兄弟姐妹”,还可催生寻根问祖之念,去捯读其“父母”与“家族”,试着了解作者其人和文学流派。“捯读”的阅读量也是不小的:因课文《梁生宝买稻种》去借《创业史》,因课文《夜走灵官峡》去借《保卫延安》,因《回延安》去借《放歌集》,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寻鲁迅,因《小桔灯》觅冰心,因《落花生》搜许地山……
初二没念完便远赴生产建设兵团垦荒,“快意借书”的日子中止了,也无书可读,只有母亲送的《天津日报》剪报在身边,还有父亲在每封家信中特意用毛笔小楷抄录的一首毛主席诗词。好在,五年后居然开启了我的“快意购书”。1971年底,辖陕甘宁青四省区军垦农场的兰州军区办了一张《人民军垦》报,各团场必配新闻干事,我奉调团政治处。一次接待酒泉县新华书店的送书员,他送书上门供我们单位选购。当时团部所在的下河清距县城书店数十公里,去一趟极不方便,书的品种也不如供单位的多,我便大胆试问个人能否少买几本,他笑答:“多买也成哩!”多买是不可能的,每月工资仅25元,于是便买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周一良的《世界通史》和苏联的《英法德俄历史》。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买书,此后他每次都会特意给我带些书来,散文集《秋色赋》好像就是那时买的。吊诡的是,自1974年我被调往师部宣传科,1976年底又调至省委宣传部,早与那位送书员失联,怎曾想1978年奉命到祁连山麓的酒泉县东洞公社下乡一年间,竟意外与那位送书员奇遇,又能享受他送来的书了。那时工资已经涨到近50元,大量外国文学名著开始重新出版,“快意购书”便几乎成了逢名著必买的代名词。
后来还发生过与快意买书读书相关联的奇趣故事。因长期在大漠戈壁与锨镐锄镰为伍,便无甚书卷气质,更无文艺范儿,应调艺术业界后,虽甘做边缘人,也未能幸免被疑。某日被两位名家当众突考:“知道艾特玛托夫吗?”我被那种极严肃的神色镇蒙了,只得吞吞吐吐:“作家吧?”“哪国的?”“不是阿塞拜疆,就是吉尔吉斯吧?反正是靠咱们这边的。”“不知就别编!苏联作家!一看就没读过他的作品。”“读是没有认真读,也就看个故事。不过买过他的小说集,三册。”“只有上下两册。没读就是没读过,不必扯谎。”“没有扯谎,先出了上下册,后才出的中册。”“怎么可能?”“可能因为读者反映那两本收得太少吧。”“你怎么知道这个作家的?”“我在省内部书店买过内部发行的《白轮船》,一夜读完,感觉挺好,见有集子便急着买了。”“内部书店?内部发行?又编谎!”当时,我已无心作解,全部心思都沉浸在对“内部发行”快意购书的回忆中了。奉职甘肃省委宣传部时,在资料室借阅过不少单色封面、印有“内部发行”字样的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格瓦拉日记》令人新奇、震撼。资料室的姜姐一次带我去内部书店帮她买书,日后我便成了那里常客,为自己买过《白轮船》《白比姆黑耳朵》《多雪的冬天》《恍惚的人》等。还有一本中央档案馆编的《革命烈士传记资料》也是内部发行,编辑说明写道“这些第一次公布的珍贵的传记资料”成传于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揭开看时,第一篇居然是我外祖父的资料《于方舟同志传》,仅260字,虽也概括了他的一生,却总觉篇幅短了点。该传记问世91年后,一部近63万字的《于方舟:从“兰渚芳洲”到“负任方舟”》终于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并应邀参加了“书香天津·全民阅读”荐书活动。《天津日报》又以120天的篇幅连载,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的“读书”专栏也对其中两篇选载,这么一来,也算参加过全国的“全民阅读”了。
耕读传家、诗书继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所以,从古至今才会有那么多关于读书的名言与金句,“书香天津·全民阅读”活动才会那么精彩纷呈,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才会有那么多快意读书、借书、买书的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