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家才知盐米贵，养子方知父母恩”，是生活中耳熟能详的句子，此语出自《增广贤文》。是书乃古代幼童开蒙之书，为古训、民间谚语集，因其既“古”且“稚”，今天的儿童自然不读，成人更不屑一阅。这两句话文义浅白，因“出身于”民间，断无微言大义可言，然而愚以为不能等闲视之。以自身经验而言，愚成婚生子前曾阅读过一些相关的文学作品，间接知晓为人父母之艰辛，以为自己已深谙其中甘苦。然而，为人父后，在工作之余的空闲，试着带儿一两日。换洗衣物、准备饭食等一系列活动，极其琐碎；加之其尚无安全意识，且精力旺盛，不知困倦，让人身心俱疲。此中艰辛之甚，让我深刻而真切地体味到天下父母之不易。而总结出“养子方知父母恩”一语的古人，其感受真正具有深刻性。这一断语，除却其表面所指的抚养之事，愚以为其间还带有“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论洞见。
一般而言，这些来自生活的俗语谚语，皆为从诸多现象中所析出的语言结晶体，机体鲜活、摇曳多姿，故能穿越成百上千年的绵密历史流传至今。一些看似浅近的句子，实则深具哲理。某种意义上，它们才是真正的理论。这些产生于古代的民间智慧、理论——当然，也不限于民间的智慧，产生于历史中的人类智慧结晶，都可作如是观——有人弃之若敝屣，原因大致为并未真体验、体会，即他们并未真切地认识它。“事因经过始知难”，未亲历过某些事情，当然无法切身体会其中的深刻哲理。这种现象的背后，乃是未能真正明了何为“理论的生命存在”。
回溯过去，已产生且历经千锤百炼的理论有两种存在状态，一是作为知识，一是作为思想导引。作为知识而存在的理论，学习者、研究者仅仅将其作为标本而研究其来龙去脉、传承谱系、社会影响；作为思想导引而存在，其传承者自然就会吸纳其思想路径、运思方法，以其作为自己观察事物的利器，运用其分析和研究周遭世界，在生活中不断去印证它、发展它。以阳明先生之言言之，后者可算作“知行合一”。
按照阳明先生的思想，若只“知”不“行”，尚且不是真知。换言之，无不“知”的“行”，也不存在只“行”而不“知”，“知”与“行”为一鸟之双翼、一车之两轮。故而，当我们学习一种技巧或理论，可能看似“知晓”了，且能高谈阔论其原理、流派、代表人物等，但如果运用该理论于实践或解释事物就处处捉襟见肘，就属于“伪知”。因其仅仅将理论作为僵死知识，视其为死物，故而有人戏言，“我们明白了许多人生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而真知则是将理论作为思想，视其为可加以印证的行为导引，进而倾注之以生命热情。理论导引着传承者进行体验，传承者在体验中印证理论的深刻与圆融，真正达到既“知”又“行”，“知行合一”。
十余年前，一位文艺理论家批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历数其几大“罪状”后，就真理在握似的从逻辑上指导贾平凹“如何写好小说”，若训斥幼童然。作为文艺理论家，他固然具备其长处和优势；但作为一位没有长篇小说创作体验的文艺理论研究者，其对该文体的理解只能是间接经验，跟真正的创作隔着一层，与创作了数百万字的贾平凹相较，其深刻性、自觉性必然有所不及。其操之以作利刃的文艺理论，创生于近一个世纪以前。且不说别的，就是这位批评家是否将诞生几近百年的艺术话语系统作为“理论”而不是“知识”来对待，都可存疑。因为已时隔近一个世纪，艺术生产领域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若他将该话语作为“理论”而与鲜活的艺术作品相印证，以其聪明才智，不可能发现不了该理论的时代局限性以及作为外来理论所存在“水土不服”等问题。以一种与中国当代文艺不完全契合的话语切割当前的中国艺术创作，其实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形而上学。这样的文学批评，是缺乏常识、真诚的批评，自然有失公允。当然，其勇气应当嘉奖。
我们的印象中，理论皆是语言晦涩、体大精深且远离烟火气的话语系统。其实，这只是理论中的一类，但凡蕴藉着人类智慧、思想，对人们思考社会人生、物质世界有所启发的论断应该都属理论的范畴。无论是来自于民间（诸如“养子方知父母恩”之类），还是来自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等伟大思想家，理论都可启迪人们去体味、印证、思索、创造。在《浮士德》中，歌德借魔鬼靡非斯特之口说出一句话：“理论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愚以为，如果将“理论”视同于给人以智慧的思想导引，而非仅存于书本中干枯的固化知识，那理论亦能抽枝发芽，亦可常青。
编辑：ED6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