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虽然勤奋学习数学、天文学等科学知识，并且相比于古时其他帝王确实知识面更广、科学水平更高，但客观地说，囿于多方面因素，他的科学思维并不令人称道。在他统治时期，并没有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机构。
但如果因此判定康熙阻塞了时人学习数学的通路，似乎又有失公允。康熙五十二年（1713），他组织学者开始编写《律历渊源》，历时十年，共成100卷，包括讲解历法知识的《历象考成》42卷、讲解音律知识的《律吕正义》5卷，还有内容最丰富、影响最大的《数理精蕴》53卷，它汇集了算术、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代数、三角等内容，吸纳了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和西方传入的数学成果，引入了代数方程体系，对清代数学发展是有正面作用的，但如果放眼当时的世界，微积分、解析几何已经在欧洲数学家的著作中诞生，《数理精蕴》显得滞后许多。
康熙在学习欧洲传来的几何学相关知识期间，曾要求造办处为他用楠木精制了一套模型，便于熟悉立体几何相关推演。这套“教具”工艺精湛，其中除了球体、立方体、圆柱体、棱锥、棱台，还有对中国人来说有点陌生的正多面体，它们的各个面都是全等的正多边形。正多面体只有五种，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将这五种正多面体作为构成宇宙的“地火水风”元素和宇宙自身的代表，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
虽然立体几何在中国和古希腊都有着较为久远的研究基础，但研究目的并不相似。例如，《九章算术》中的“商功”章是专门针对立体体积计算设置的，期望人们在学会计算方法后，能够熟练计算工程中的土方、建筑中的木材体积等。2015年的一份高考试卷上出现了“鳖臑”（biēnào）这样的名词，因为谐音“别闹”上了热搜，其实它就是四个面都为直角三角形的四面体，在《九章算术》中有它的体积计算法则，可以拼合成建筑构件“阳马”。可以想象，康熙会觉得这种图形的作用要远大于“莫名其妙”的正多面体。当时的记载证明，康熙对思索世界本源的希腊自然哲学论并不感兴趣，他认为数学应该为实用服务。
作为一向以“崇儒重道”自居的统治者，康熙在对中西数学都下了些功夫后，得出一个“西学中源”的结论，将史书上记载不甚详尽的只言片语也视为天下数理的发源，并认为西方的数学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种看法除了能增加点自豪感之外，对提升当时中国人的科学素养很难说有什么正面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