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叶永烈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末，全国科普创作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其时，我采写了《名家与新秀──访高士其和叶永烈》。我们从此结缘。他性格敦厚、谦和，彼此视若同学兄弟。他喜欢新闻，原想报考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后来考了化学系。我们有着颇为相似的经历。我长他几岁，1957年同年考入大学。他上北大化学系，我入复旦读新闻。更有趣的是，1951年，他11岁时，在温州小学上五年级，《浙南日报》发表了一首小诗，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投稿。也是1951年，我在郑州读初中一年级，第一次投稿《郑州日报》，在报屁股登了个小豆腐块。中学时期，他写诗数百首；我为报社写稿百余篇。“工作狂”是我们相同的雅号，哪怕累得吐血也无怨无悔。直到古稀之年，他仍满负荷运转，日夜兼程写新作。2014年，他将手稿、书信、照片、档案资料、采访笔记、采访录音带，装满一卡车，捐赠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为他建立了“叶永烈专藏”。2017年，我把积存的数百本采访本，分别捐给母校复旦大学和人民日报社社史办公室，并做了展出与收藏。
我们曾经合作编辑出版过一本《科学家诗词选》，他负责采集京沪科学家诗词，我采集天津科学家诗词。今春，我编辑出版了《一个老记者的镜头缘──王学孝影集》，特意给叶永烈一个专页，孰料这竟成了对友人的永久纪念（叶永烈于2020年5月15日在上海病逝，享年80岁）。
叶永烈出身是理工男，走的却是文学创作路，成为高产作家，一生出版180部作品，3500余万字。他写作速度极快，文思泉涌，挥洒自如，日作5000字。早年用圆珠笔，手指磨砺成皮开肉绽的老茧。后来用电脑写作，如行云流水，每日10000字。他从不打草稿，打好腹稿，一气呵成。1979年一年多，他出版14本书，130万字。《高士其爷爷》是20万字的传记，开40个夜车，即完成初稿。那时，他还在上海科教制片厂工作，没有创作假，全靠业余采访写作。其间，他还为报刊撰写各种文章近200篇，有人戏称他为写稿机器。
叶永烈早期作品，主要是科普类和科幻小说。他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撰稿人。其中化学分册175篇，他撰写了163篇。当时他还在大四读书。天文气象、生理卫生、农业等分册，很多篇也由他撰写。初版5个分册中的《十万个为什么》，三分之一是他写的，发行上亿册。我家祖孙三代爱读他的作品。2014年，增订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印行，我特意为小孙女购得一套。他21岁写《小灵通漫游未来》，也是畅销书，成为广大青少年不可或缺的优秀读物。前些年，将一款手机命名为“小灵通”，用户不下一亿人，这意味着至少有两亿人在“消费”叶永烈。
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从科普科幻写作，转向当代重大政治题材长篇纪实传记文学创作，相继推出红色系列、黑色系列、名人系列。创作此类作品，需要作大量采访，用他的话说，是七分采访，三分写作，他的书是“跑”出来的，一部书往往要采访数十，甚至上百人。跑路、采访，是做记者的基本功，叶永烈是名副其实的记者型作家。他说，采访是很辛苦的活儿，怕苦怕累，别干这一行。这一行实际是记者干的活儿。他通过大量采访，用文艺笔法写党史、写人物，在撰写《红色的起点》和《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时，他从党的诞生地上海和嘉兴南湖，沿着红色革命路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西柏坡，不辞辛劳，奔波万里，实地踏勘采访。而采访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光能跑路还不行，还得有过人的本领，方能有所获。一般人与一些传主，根本连一面之缘都没有，他却有通天之力，靠着广泛的人脉轻松拿下。他很早就与陈云夫人于若木熟悉，通过于夫人采访陈云，挖出许多宝贵口述史料。陈伯达刑满释放后，没有接受过任何人采访，唯有叶永烈得以进行独家专访，写出《陈伯达传》。
叶永烈撰写的纪实文学作品，讲究史实的完全准确，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准确。他说，文章有百分之一虚假，读者就会怀疑整个作品的真实性。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纪实文学亦然，这与对记者采写新闻的要求毫无二致。他外出采访时，总是背着一个鼓囊囊的大旅行袋，里面放着“三机一本”：录音机、照相机、小型摄像机和笔记本。他捐给上海图书馆的采访录音带，有好几铁皮箱。他每采访一个人，都要与之留有合影。他的纪实文学作品，采写的人物都是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他的作品富有当代史文献价值，为后世提供丰富的历史素材。将来如有人回顾当代历史，一定会去看叶永烈的《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反右派始末》《“四人帮”兴亡》这些书。
追逐社会热点问题，是记者的本能，哪里出现热点，叶永烈就奔向哪里。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次日，他就同妻子杨惠芬乘机从上海飞往纽约。当时他已不是年轻小伙子，已届花甲之年。临行时，他们只带了几件换洗衣服，便匆忙上路了。那天，机场安检极为严格，可乘几百人的飞机，仅有十几位乘客。他们就在世贸大厦废墟附近的旅馆住下，旅馆里连窗户也不能开，因为空气里弥漫着呛鼻的焦味。《受伤的美国》一书，就是因为他抢先进入采访而抢先写成的──这一点，我们做记者的自愧弗如。
“作家要关注社会、关注生活，这点与你们记者是一样的。但作家还得要深刻地认识，深刻地思考。”叶永烈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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