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洞宗，是禅宗南宗五家之一，唐代时候，良价法师在宜丰洞山创宗，其弟子本寂在吉水曹山传禅，故称曹洞宗。宋代传入日本，传灯过去的日本和尚道元法师继承了默照禅以打坐为主的修行方式，提倡“只管打坐”。那时正是日本的镰仓时代，执政的中央武家政权支持禅宗另一派、提倡参究公案的临济宗，并开创了五山十刹制度。明治维新后，基于国家宗教政策，曹洞宗开始海外布教，还布教到了这个宗派起源的中国，而天津就是华北的中心。
1912年，居住在曙街的、以大仓组清水章三郎、“敷岛”料理的老板藤田龟（意译）为首的日本人用举行“观音讲”的方式，来传播自己的信仰，如有人家里有白事，就组成念经团帮忙诵经做法事、安慰家属。结果在那期间，从东北的本溪湖来了个吉田禅龙和尚，正是曹洞宗法师，被居留民视为良师，固请留下，于是吉田和尚在旭街的松本药房临时设置了“观音庵”，开始布教。可1915年的时候，吉田和尚因病归国，旋即示寂。天津方面一边邀请大连常安寺的布教主任森口法师来兼任，一边再物色合适的讲师。森口法师1917年春来津，调查一番后，深以为天津应建立一座曹洞宗寺院，遂上报日本国内的宗务院，申请派遣正式布教师。于是转年十一月三十日，一位叫做花井岭松的和尚奉宗务院命来津，在闸口街平安胡同开设了临时布教点。
花井法师来津前当过美国夏威夷怀帕胡（Waipahu）曹洞宗太阳寺的住持，不是一般的和尚，是当时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从军布教师”，后来还当了日本曹洞宗华北教区的主任。他来津时，该宗派的信者有四十八人。后来逐渐发展，终于到了1920年，在伏见街七番地，购买了用作寺院境内三百坪、境外一百七十坪的土地，同年五月开始动工，九月二十四日完成，并举行了入佛仪式，寺名为“大慈山曹洞宗观音寺”。1925年，观音寺有了一定资产，申请成为财团法人组织，之前最开始组织信仰宣传的清水、藤田二位，外加松岛旅馆馆主中谷幸次郎，这三位实业家担任财团理事，与花井法师一起，维持观音寺的活动开销。财团团员一度发展到三百人，在寺院本堂之外，还设立了钟楼、扩大了禅房，又请来了丰川稲荷，这是日本本土的稲荷信仰和佛教习合的产物，供奉具有日本特色的、骑着白狐的荼吉尼天。
以日本人的习惯，佛教宗派多解决后事，观音寺的存在也是以传播思想、为日本侨民举行佛事葬祭为目的。1938年，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加强，绑在战车上的曹洞宗也雄心勃勃地想要在中国开辟一番事业，设置布教总监部的呼声很高，在尚不确定中国政权所在地的情况下，北方的天津观音寺和南方的上海长德院同时担任暂定总监部，花井法师也一时当上了总监部主事，但终究没有得到正式任命。1939年，观音寺的信者达到850户，在天津成为仅次于净土真宗的教派。及至到了四十年代，日本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日本兵不断“玉碎”的时候，观音寺就像其他宗教设施一样，竭力地去完成它们“慰灵”的任务了，这期间，曹洞宗观音寺与天津神社、陆军墓地三处并列为指定参拜所，租界里的日本人要去设在这所寺院里的“英灵遗骨奉安所”进行参拜，借以慰安那些在战场上死去的“英灵”，然而终究没能延续日本的武运。天津解放后，观音寺被民众教育馆接收，现在的位置是和平区环卫局。
说来奇妙，天津其实本来就有我们自己的曹洞宗寺院，即现蓟州区盘山著名的北少林。现处于重建工程中的这所古刹，据说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焚于日本人的兵火。而今天，北少林即将复兴，昔日圣地，法脉未断，梵唱再起、香云重薰的场景，重现恐怕只在朝夕。而那曾经支持了毁灭它那场侵略的摇旗者，在翻天覆地的变化里，长眠在白纸黑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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