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与茶的联姻，大概从中国人喝茶那天起就成为一条或隐或显的副线。最让人遐想无限的是《浮生六记》里的一幕：“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含而晓放。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这种将茶叶藏在花心窃取芳香的做法其实在元明时已经有人在做了，“次早摘花，倾出茶叶，用建纸包茶焙干。再如前法，随意以别蕊制之，焙干收用，不胜香美”。（见屠隆《考槃馀事》）我有朋友曾经模仿芸娘在荷花池边小试一下，但香气不太明显，也许古人要的只是一种意境吧，也许只为体验俯仰之间的过程。
中国茶文化的勃兴应在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豪迈地宣称：“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俞间，以为比屋之饮。”在这个过程中，僧人与文人是两大主力群体。但唐朝人煎茶时，会在茶汤里添加许多东西，“旋沫翻成碧玉池，添酥散出琉璃眼”。对此，陆羽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在饮茶界，陆羽是当之无愧的意见领袖，他的话不能不听，到了中唐以后，清茶一壶就成了文人墨客读书吟诗的标配。
宋代是茶文化的繁盛期，从士大夫到老百姓，都在或直率或装逼地喝茶，除了大名鼎鼎的龙团凤饼、小龙团、密云龙、水芽等无上神品，以及连皇帝都奋不顾身参与其中的斗茶游戏，我们还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在茶汤中添加盐、酪和辛香料的喝法仍然盛行，顽强地体现了大众趣味。有些人在茶饮中加入果子、果仁，居然也能获得广泛的响应。这“有些人”当中就有与苏东坡齐名的黄庭坚同学，他在《煎茶赋》中得意洋洋地介绍经验：“于是有胡桃、松实、庵摩、鸭脚、勃贺、蘼芫、水苏、甘菊，既加臭味，亦厚宾客。……发扬其精神，又益于咀嚼。”这里的“鸭脚”，是一种香料的诨名。
作为茶事的映射，两宋的饮料业也空前发达，分为汤、熟水、渴水、凉水等，熟水俗称“饮子”，里面可以加中药材、香料、果子、鲜花等，梅花、桂花、木樨、紫苏等都是饮子里的基本配置。爱喝花酒的杨万里也爱喝饮子，在好几首诗中特别提及，《清平乐·熟水》：“开心暖胃，最爱门冬水”；《点绛唇·紫苏熟水》：“清入回肠，端助诗情苦”；《晨炊光口砦》：“新摘柚花薰熟水，旋捞莴苣浥生齑。”
明清两朝，流行散茶冲泡方式，并总结出一套又一套的冲饮经验与技术，关于茶事的书籍也一本接一本被刻印出来，加盐、姜的古法渐渐离场，但果子茶仍在北方地区流行。《金瓶梅》里就在不同场合轮番出现了福仁泡茶、木樨金灯茶、熏豆子茶、咸樱桃茶、桂花木樨茶、八宝青豆木樨泡茶、瓜仁栗丝盐笋芝麻玫瑰香茶、芫荽芝麻茶、梅桂泼卤瓜仁茶等。今天浙江杭嘉湖地区仍在喝的熏青豆茶、风枵茶、八宝茶，可以视作宋明遗风。熏青豆茶也叫烘豆茶，除了熏青豆，还加胡萝卜干、芝麻、橘皮、紫苏、桂花、扁尖、黑豆干、青橄榄等。
不过，潮流总是变幻莫测的，清隽的花茶从隐士别出心裁的雅玩逐渐推广到民间。窨法在宋代已经出现，到了明代又发明了“隔花窨茶”的方法，在钱椿年、顾元庆的《茶谱》里记载：“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橘花、栀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诸花开时，摘其半含半放，蕊之香气全者，量其茶叶多少，摘花为茶。”
花茶的生产基地在江南，目标客户群则在北方。《道咸以来朝野杂记》里说：“北京饮茶最重香片，皆南茶之重加茉莉花熏制者。”老北京至今仍然最爱茉莉花茶，雅客造访，这是最高的礼节。不过现在像老树普洱、金骏眉、铁观音、大红袍等，只要价格昂贵，就有人追着喝。
前几年上海街市上开出许多面对年轻人的红茶坊，火车位，面对面，茶单上多为果茶、花茶，花茶至少十几种，随意搭配，可以有N种风味，这是古风回潮吗？我也在红茶坊喝过茶，实在喝不惯香气过浓、过假的花茶。
前几天朋友送我一罐玫瑰滇红老树茶，起先不以为意，因为我从不喝花茶，但泡了一杯试饮，觉得味道相当不错，有花香，但不夺味，老树红茶的酽醇本味得到灵动花香的辅助，有了更为悠长的韵味。这款茶比市场上常见的菊普好多了，更可能为花茶的加工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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