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并非我的任课老师，称罗宗强先生作恩师，源自他指导我完成过一篇论文。1978年初，我成为南开中文系七七级学子时，先生还在《南开学报》任编辑，尚未在中文系任课。
第一次知道罗宗强先生，是读到他发表在天津报刊上的一篇文章，题为《朦胧的美与思辨的诗》，一下子就被感染了。这篇仅仅千余字的文章，以严谨的学术逻辑，把那个年代北岛、顾城等诗人的朦胧诗思辨特征，与古典诗词美学特质加以比较，提出了先生自己的诗词美学思想。记得先生以宋人咏梅的诗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为例，阐释诗词之美。读来细密严谨，令人信服。那年我二十出头，正是诗情喷薄的年龄，既喜欢古典诗词，也爱好写作新诗。我的学兄黄桂元，还在班里发起成立“诗魂社”，为我们几个散发着“荷尔蒙”诗意的同学开辟出一块园地。读罗先生的文章，实际是对我的诗歌美学启蒙。自此，我开始关注先生的学术研究。偶然一次在图书馆浏览，翻到一个论文集中收录先生的一篇论文《古典文学风格论中的一个小问题》，寥寥数千字，真可谓博观约取，小问题洞察一个学术大境界。我连读三遍，仍意犹未尽，深深地被先生的学术造诣和论述的精彩纷呈所吸引。很快，这两篇文章都被《新华文摘》转载，可见当时学界已在关注先生的研究成果。
1980年秋，大三下学期了，我们开始作学年论文。罗先生虽然没给我们讲过课，却像每一位任课老师一样，给学生出了论文题目。我一直敬仰先生，自然就选了他的论题，这使我有幸得到先生手把手的学术指教。先生给的题目是：《从李白〈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湖五首〉说诗美》。先生给的论文题目很长，已经四十年过去我仍能脱口而出，足见我对这个题目印象之深。当时，先生既没列参考书，也没有提出论文的任何要求。要把诗歌之美论出个子丑寅卯，靠什么？当然依仗你读书积累的学术见地和对于诗词美学的鉴赏能力。终于，论文完成初稿。从诗词语言的韵律，诗人情感，诗词创造的意境三方面，我渐次领略到了中国诗词的美学规律。
因为论文写作，我有几次与罗先生的近距离接触。他的家、家人与陈设，可以用一个词概括：朴素。先生和善，内敛，不苟言笑，却让人敬畏。谈到我的论文，先生奖掖后学，给予很高评价。先生说，“你的文章里有一股才气，推动读者往下读”，这话出自大学者罗先生之口，我一直引以为荣。先生亲手改动了几处，并提出了修改意见，我非常信服，遵照先生意见，一一改正后定稿。正是这篇论文，先生与我结下了师生缘，一日先生，一生先生。
认识了先生，我才记起先生原来和我们一起听过课。那是1979年春天，叶嘉莹先生从加拿大来南开讲授古典诗词赏析。罗先生有几次来听叶先生的课。他总是找一个角落悄悄坐下。每次他都会手提着一个打包带编织的夹把篮子，放在脚下。那种篮子，当时每个家庭都会有，是到菜市场买菜用的。先生的篮子里当然没有菜，只有书。
1982年1月，我大学毕业在中央广播电台天津记者站做了新闻记者。离开学校，见先生的机会少了。1985年的一个星期天，我在和平路古籍书店淘书时偶遇先生，低声问候几句也就作别。我注意到，先生手里还提着那个我熟悉的夹把篮子，里边有书。
2010年之后，我曾三次到过先生的寓所看望他。先生八十高龄了，依旧著书不辍。他说，可以不看电视，却不能放下书。先生的家依旧简朴，他只是坚守着他那一架架书，那书案，那床头，一本一本翻开的书。显然，先生一直隔绝于俗世繁华，对物质生活无所求，所思所想，永远是他的学术研究，如此，先生常常被自己的思考惊醒，即刻翻书寻求学术精要。先生真正配称作学者，这坚守是一代大学者生命中最纯粹的精神品质。
先生走了。身后有《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玄学与魏晋世人心态》等29种学术专著以及数篇学术论文行于世。罗先生以一己之力，独创中国古典文学思想史研究，成为开山立派的大家，成为后学仰望的一座学术山峰。先生晚年总结自己的学术工作，曾表达过一种心声：以前的岁月白白流逝，我从后半生起，才真正能有机会从事一点学术研究。这二十几年，我几乎没有好好休息过，现在看来，就我的研究领域来说，也只是开了个头。我从先生的自谦里，也听出了几分遗憾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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