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以任MMM大手笔网—中国第一文化门户网站
政协上海市第十届委员会主席。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系燃气轮机专业,历任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党委书记、上海市机电局党委书记、上海市工业工作党委书记、上海市外经贸党委书记、市经委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常务副市长、上海汽车发展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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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依群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上海市史志学会会长
《上海滩》杂志主编
结合上海二轮修志工作的开展,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上海滩》杂志主编王依群专程采访了《上海市志·工业分志·汽车业卷》审定专家组组长蒋以任。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汽)发展史是上海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缩影和典范。上汽已连续13次登上《财富》世界500强榜单,2017年名列《财富》世界500强第41位、中国500强第4位。蒋以任说:上汽不论是规模还是品牌都已成为中国同行业第一。创新,是上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具体来说,他们做到了观念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
“要善于站在别人肩膀上看到更高更远”
王依群(以下简称王):您觉得上海汽车在观念创新上有哪些突出表现?
蒋以任(以下简称蒋):旧上海是世界各国汽车的展览场所,但满街上跑的车,没有一辆是中国造的。1958年大跃进时期,还是“弄堂小厂”合并组建起来的上海汽车装配厂,试制成功了第一辆轿车,起名叫“凤凰”,送到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周恩来总理还坐上车在中南海转了一圈。这激发了上海汽车人的创新发展热情。到了1976年,上海牌轿车已年产2500辆,并逐步形成了一定的技术装备力量,当时在全国是领先的,但与世界汽车制造业的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巨大。
江泽民同志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曾针对上汽发展说:我们要自力更生,同时要善于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使技术高起点、高水平。站在世界先进技术的肩膀上,就是为了看得更高更远。瞄准未来,敢为人先,争创一流,这就是上汽人的观念。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国家允许引进技术。当时国内真正形成千辆轿车批量生产能力并拥有装配线的只有上海,上海汽车立即抓住了这次机会,原公司老领导蒋涛、仇克等同志考察世界知名汽车制造商,又经邓小平同志批准可以与国外公司搞合资公司,于是,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就有了与德国大众合资,有了中国汽车制造业第一个引进技术中外合资的项目。这是上海汽车工业跨越式发展一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更是上汽人长远发展眼光、敢为人先观念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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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12日,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举行奠基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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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第10万辆上海大众桑塔纳下线(陆杰摄)
与德国大众合资是成功的,但合资的双方是两个不同的利益体,不可能事事一致。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德国奥迪项目与一汽合资,就这样在中国一南一北办了两个合资厂,占据了很大优势。但是,他们在技术转让上并没有考虑将更多的新车型投放到中国,甚至连转让零部件核心技术、实现进一步的国产化都有所保留。我们想要研发更新的车型投放市场,德方却一直强调现有的技术和车型已经足够满足中国市场,对此并不积极。那时,时任市长黄菊同志亲自任上海汽车发展领导小组组长,我任副组长。在他领导下,我们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巩固与老朋友大众公司的合作,争取新产品引进和开发,90年代诞生了桑塔纳2000、3000和B级帕萨特车,成立了大众二厂、三厂以及发动机厂;另一方面决心探索新的发展路子,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引入竞争机制,打破这种受钳制的僵局。于是就有了与美国通用公司的合资。
经过3年的艰苦谈判,1997年3月25日,上汽集团与美国通用公司合资项目的合同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李鹏总理和戈尔副总统以及上海市徐匡迪市长站立在签字人的后面,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上海市政府把这次上汽与通用合资列为“一号工程”。仅仅经过22个月的建设,第一辆别克车就下线了。随后,新的适应中国市场的车型不断投放,销量直线上升。同时,立足于本土开发的泛亚汽车技术开发中心也运作得很好,很多新的车型就是从这里开发出来的。与通用合资的发展形势,又推动了上海大众的技术研发与车型换代,这就实现了我们引入竞争的初衷,很快形成了上海大众和上海通用“双雄并起,互争高下”的局面。上海通用和上海大众,长期以来在市场占有率上始终在全国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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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通用凯迪拉克智能化生产车间
王:听说上汽与通用合资的过程一波三折,是什么使你们意志那么坚定?
蒋:上汽人敢为人先的观念还体现在执着和坚韧性上。要搞第二个合资企业,必须得到国家批准,要有批文。而当时国家产业政策在这方面是严格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有很充足的理由。于是我们先对市场进行考察论证,拿出可行性报告。1994年3月,我们组成了考察团。先考察的是韩国和日本,然后又到了美国汽车大企业。回来以后,对各家的条件、车型反复对比,进行可行性研究。然后就向国务院递交了申办第二个汽车合资企业的报告。从当时情况看,上海要搞第二个汽车合资“简直不可能”,但想到这不光是为上海发展,也是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汽车合资领域必须创造市场竞争机制,从而又坚定了我们的信念和决心。经过多次努力,争取到了国家计委、机械部、外经贸部等主管部门的理解和支持。1994年7月,黄菊市长带队去北京汇报,表示:上海办第二家汽车合资企业,资金完全由自己解决。听取汇报的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同志明确地说:“如果不要国家一分钱,这个项目,国务院可以同意。”这次汇报后,国家同意立项,发了会议纪要。
接下来就该选择和哪家合作了。当时国家对汽车工业对外合资审批很严格,能立项很不容易,我们必须“货比三家”,掌握谈判主动权,确保国家利益不受损害。美国福特和通用两家公司竞争得很厉害,通用公司的技术转让价格大幅度下降。在多次严格对比车型、性能、价格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听取各方意见后,当场决断,对通用公司代表说:“就这样定了,选你们了。”
在确定车型和合资对象以后,对搞第二个汽车合资企业仍有来自各方面的不理解和反对的声音。我们既理解和服从国家建设大局,同时也坚信致力于扩大开放、促进市场竞争、发展汽车业的路子是正确的。因此,具体工作没有停下过,各种可行性研究仍在继续深入。1996年夏天北京传来好消息:有关部委研究一致认为,该项目是国内汽车合资项目中合作条件很有利的一个,国务院领导也点头了,可以签约了。然而,1997年初又出现了只能草签的说法,大家觉得,已经草签过了,怕再长时间等待,功亏一篑。“行百里半九十”,我们坚持不放弃。也许是被我们的坚韧和执着所感动,按时签署了正式合同。当然更主要原因是可行性报告是有说服力的。
坚持符合国际标准的国产化,绝不能“瓜菜代”
王:上汽大众、通用公司是合资企业,主要是引进技术,那么是怎么做到技术创新的?
蒋:上汽经历了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技术到再创新技术的三个重要阶段。我的体会是,引进技术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再经过技术创新,最终建成有自我开发能力的完整的轿车工业体系。
记得在与大众合资前夕,有一批日本人到上海汽车厂来参观考察,临出门时说:“怎么汽车厂里到处是榔头声?”的确,那时我们的汽车制造业还没有很好的模具,还没有真正脱离手工作坊阶段,中国与国际轿车水平差距很大。合资,不是盲目引进一两个国外车型,靠组装赚钱,必须实现国产化。就这样,从引进合资一开始,我们就开始了桑塔纳轿车的国产化进程。国家对国产化非常重视,明确规定了国产化率和质量标准。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后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同志高度重视:我们要的是符合国际标准的国产化,绝不能“瓜菜代”。
桑塔纳轿车的国产化,几乎是从零开始的。当时面临的困难很多,既有质量方面的,也有资金方面的,还有认识方面的。国家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上海市委、市政府把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列为上海新一轮经济发展中战略调整的重点扶持项目,专门成立了国产化基金。国际标准国产化就是对质量的高要求,当时就是要坚持德国大众质量标准。达到这个标准需要中德双方的通力合作,要争取德方对国产化的支持。当时,朱镕基同志在国产化大会上,提出质量是上海的生命,并亲自出面向德国大众公司高层喊话:如果上海大众不能实现国产化,只能关门歇业。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大众公司德方负责人明确表态支持上海大众国产化。对一些有异议的德国专家说:不支持国产化,上海大众关门,你们也只能被解雇回国。
紧接着是解决零部件国产化中的技术难题。没有高质量的零部件工业体系,就不可能有整车的健康发展;有了符合国际水平的零部件工业体系,什么轿车都可以在中国制造、在上海制造,这是个基础。为解决零部件国产化问题,我们集全市之合力、全国之优势,以“上海牌”轿车现有零部件配套厂为基础,依托上海工业门类齐全、综合配套能力强的优势,走出上海、面向全国,走打“中华牌”的道路,引入竞争、择优扶持,对重点难点项目组织专家逐项进行调查分析,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如轿车密封条项目,开始委托外省一家航空系统的企业生产,这个厂能生产很多型号的密封条,但就是与桑塔纳轿车配不上。而密封条消耗外汇多,随着轿车品种增多,对密封条需求量大,如果没有自己的配套产品是不堪想象的。为此,我们研究建立了合资企业,从上汽公司选派敬业、好学的干部,向社会招聘各方专家共同攻关,很快攻克了这个技术专利问题,这不仅解决了上海大众的桑塔纳轿车配套供应问题,以后又成功地为上海和全国许多其他品牌汽车配套。零部件体系能力的建成,成为上海汽车制造产业链的优势,得到了国内同行业的赞誉和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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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赵雪林(左)陪同蒋以任参观上汽
王:进入21世纪后,上汽加快了自主品牌建设。这方面有哪些创新举措?
蒋: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同时,上汽一心想着要自主开发,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创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汽车自主品牌及其经营开发体系,成为上汽进入21世纪后加快自主创新、提高核心竞争能力的重大战略任务。2002年上汽组建汽车工程院,搭建自主开发技术平台,主要负责集聚、整合国内外资源。在盘活国内整车存量资源的同时,进一步开阔眼界,积极寻找国际资源。“利用世界资源建设自主品牌”,这是上汽根据我国汽车业发展现状和上汽多年实践经验确定的总体设想,在自主品牌建设中我们还是看重这条发展路径。
时任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作为支柱产业的上海汽车工业发展,在他的亲自领导和支持下,实现了与南汽联合重组的重大举措,在整合英国罗孚汽车品牌技术等国内外资源的同时,积极抓好自主品牌制造、研发基地等“硬件”建设,建立上海临港地区自主品牌中高级、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基地。上海汽车从第一款自主品牌中高级轿车“荣威”的诞生,到实现向包括欧洲在内的海外主流市场批量出口的突破,终于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2010年达到年销售20万辆的规模。
为了进一步加快上海汽车的发展,上汽集团从“九五”期间加快发展国内生产基地的布局和国外市场的拓展。2017年,整个上汽集团年销量已达700万辆,时任市委书记韩正同志要求加快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包括与阿里巴巴合作的汽车物联网的开发,大力抓紧各种新能源车、智能化汽车的开发和市场运作。他们在不断寻找市场定位提高竞争力,不断攀登创新发展的新高地。
党组织、工会赢得外方高管及员工充分信赖
王:中外合资中,企业规模、职工成分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特点,上汽在企业管理上有哪些成功做法?
蒋:与德国大众合资初期,在上汽出现了改造厕所的事。这实际上是一次向旧的习惯势力发起冲击的信号。那时上汽主要还是靠手工操作机械,靠简单的工装来控制产品质量与规格,基层厂管理秩序比较乱,比如工厂内部的厕所,就属于无人管理状态。在这种大环境下,能生产出达到国际水平的汽车吗?于是从改造“厕所环境”开刀,先改造了总部办公楼内原有的厕所设施,并安装了卷筒纸、烘干机,于是各企业均自行解决,并引起了整个行业的连锁反应,就较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习惯性问题。后来外商来参观,说中国的工厂现在有整洁文明的厕所了。
受这个成功案例的启发,上汽又借鉴国家建立深圳“特区”的经验,提出了建立“生产特区”的思路,就是在资金、人力、物力都还不足的情况下,在部分企业、车间、生产班组先建立生产特区,推进管理国际化、现代化。生产特区的职工要经过特别的专门培训,身穿特制的工作服,增强了职工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工作积极性。生产特区的示范作用又带动全局,各企业也加快了生产车间的现代化建设和标准化建设,培养适应现代化管理的工人队伍。这是向传统管理体制和思维模式挑战的重要举措,成为上汽现代化管理的样板和“示范区”。后由点到面全面推开,成为上汽的一场管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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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通用凯迪拉克智能化生产车间党支部宣传栏
王:上汽大众、通用公司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中外合资企业之一,在合资企业中加强党建和工会工作本身就是创新,请您谈谈这方面的做法。
蒋:上汽公司一直重视在企业中开展党建工作,这是上汽公司的一个成功经验。我在1984年任该公司党委书记,我深感企业党组织是凝聚力量、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战斗堡垒。刚开始,国外高管对我们开展党建工作并不理解,后来他们发现:凡是党员职工,一般都是技术过硬、工作勤奋的,党组织开展的活动有利于团结稳定,有利于企业发展。这使他们渐渐认识到,企业中开展党建很重要。后来经常有外方高管向企业党组织推荐:“这个人工作好,该发展党员了。”
上汽工会工作也是这样。工会不仅注重帮助员工解决困难,维护员工利益,而且还通过各种活动,提高他们个人的知识和文化素养。不论是中方还是外方员工,把工会当成自己的家。每年圣诞节、春节期间,工会都会主动组织国外员工开展庆祝活动,这不仅增强了外方员工对工会的信任,更融洽了员工之间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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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志·工业分志·汽车业卷》审定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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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志·工业分志·汽车业卷》审定稿
王:企业管理和发展关键靠人才。上汽在人才管理上有哪些创新呢?
蒋:政策支持,广纳人才。在企业内部大胆选拔任用优秀人才,同时敞开大门,在市内、全国范围内招聘人才。仅1986年,集团主要领导专为引进人才先后四次赴外省市。由于市委领导关心,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从政策上支持,选调了一大批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相继到上海大众工作。定期派员到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培训,学习汽车工业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同时,上汽鼓励员工岗位锻炼成才,为全国汽车业培养输送了大批汽车研发和管理人才。另外,上汽还通过成立泛亚技术中心、上汽集团汽车工程研究院、嘉定上海汽车研发港等一系列研发基地,发挥集团科技人才的创造能力和集成能力,形成人才开发战略高地。在国内外新开办的企业中派出的领导都是这么多年集团各企业中成长的骨干。最重要的是通过设计开发、信息研究等实战演练,培养了一批以中西文化为底蕴、以创新整合为灵魂的设计师队伍,努力从制造型公司向着“智能型”和高质量公司转变。同时,面对激烈市场竞争环境,大家深深体会到:对企业发展而言,研究制定留住人才的政策措施,减少人才流失,不容忽视,且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