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由中央文史馆、香港大学、敦煌研究院主办的“庆贺饶宗颐先生95华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敦煌莫高窟举行。我和邵小龙同学提交的论文题目是《略论先秦时期对外文化交流史的重建》。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个题目呢？这要从饶先生多年前对我的叮嘱说起。
1995年，我第一次见到饶先生，他当时就为我题写了“人物志校注及研究”书名。此书1999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在香港大学举行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饶先生特意和我说到《人物志》，并对拙著多所褒扬。2005年11月，我在香港大学进行学术交流，饶先生每周三早上去“饶宗颐学术馆”，总要和我说一会话。饶公讲的话，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中西文化交流问题，他强调波斯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交流在殷代就开始了，所以应当重视对张蹇凿空之前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波斯文化对印度文化影响巨大，印度文化中几乎有一半是波斯文化。当时20巨册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出版不久，饶先生特意翻到收录其中的《波斯塞种与Soma（须摩）——不死药的来源探索》、《由出土银器论中国与波斯、大秦早期之交通》两篇大作，让我阅读。
第二，敦煌文化是一个混合体，其中融合了多种文化因素，要重视对敦煌开窟（366）之前的文化研究。
第三，他让我转告甘肃考古界的学者，希望悬泉简的考古报告和全部资料能早日发表。
这次访学中，饶先生还欣然为我题写书名“敦煌写卷唐以前诗辑注”，可惜我完成的“敦煌唐前诗辑校”收入张锡厚先生主编的《全敦煌诗》（200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中，未能单独出版。
2006年12月，我应邀赴香港大学参加“学艺兼修，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参观了“走近饶宗颐：饶宗颐教授学艺兼修展览”，瞻仰了大屿山“心经简林”，出席了特区政府和曾荫权特首举办的“庆祝饶宗颐教授90华诞宴会”。
按照饶先生的教导，我近年一直留意先秦时期中西文化交流问题，并多次和我的研究生邵小龙、张厚进同学谈起此课题。为了参加饶宗颐先生95华诞学术会议，我让邵小龙同学就先秦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相关材料进行排比，经过反复讨论，综合诸家学说，梳理成这篇文章。虽不足为仁者寿，亦庶几示后学高山仰止之情。
饶先生是当代国学大师。2003年，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简体字本）分14卷20巨册。这14卷概括了饶公治学的领域：神话传说与比较古史学、甲骨学、简帛学、经术礼乐学、宗教学、史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潮州地方学、目录版本学、楚辞学、辞赋学、诗词学、艺术学（书画理论），又擅长书法、绘画、古典诗词创作。作为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饶宗颐先生要我重点阅读的他有关先秦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两篇著作提要
■《波斯塞种与Soma（须摩）——不死药的来源探索》
■《由出土银器论中国与波斯、大秦早期之交通》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七《中外关系史》，集中收录了相关论文20篇。其中《波斯塞种与Soma（须摩）——不死药的来源探索》与收入卷六《史学》下的《不死（amrtā）观念与齐学——邹衍书别考》两文为姊妹篇，都为饶先生对先秦时期中、印、波斯之间文化交流研究的系列成果。在《邹衍书别考》一文中，饶先生根据《梨俱吠陀》中的相关记载，结合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邹衍延命方，指出战国方士宋无忌之名与印度月神（Somaka）有一定联系，进而推测战国时期燕齐方士与古印度文化有一定接触。其后，饶先生在《波斯塞种与Soma（须摩）——不死药的来源探索》中，进而引述大流士一世（Darius I，前558-前486）与薛西斯一世（XerxesI，约前519-前465）时期的碑铭，结合山东、四川等地的出土材料，将不死药（Soma）的传播，与春秋战国时期塞人（Saka）的迁徙联系起来，对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与古印度和古波斯的文化交流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由出土银器论中国与波斯、大秦早期之交通》是饶宗颐先生在先秦中外关系史领域内的又一篇力作。在这篇论文中，他列举了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出土的波斯土瓣形银碗，依据上面所刻“三十三年”的字样，考证出这件银器必然造于秦始皇三十三年之前，因此先秦时期中原与国外往来的年代应该推前。其次又结合中外文文献的相关记载，进而推测传统文献中所记载的佛教进入中原和化人（幻人）来华的年代，都可以推前。在这篇论文中，饶先生一边利用出土文献与传统材料加以互证，另一方面，详细爬梳先秦时期的各类文献，寻求有用的材料，表现出丰厚的文献考证功底。此外，饶先生还撰有《蜀布与C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说卍（Svastika）——从青海陶文谈远古羌人文化》、《〈卍考〉续记》、《上古塞种史若干问题——〈于阗史丛考〉序》、《中国古代“胁生”的传说》等，这些论文对先秦时期对外文化交流都有涉及，并体现出严谨的学风和开阔的眼光。总之，饶宗颐先生对先秦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对后世的学术研究而言，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