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我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读书时,去过好几次沈先生家,先生和我问到过乌宿这个地方,我只是说知道。我当时不知道乌宿是他的牵挂,要不,是可以多说一些事情的。
从文先生母亲的孩子里,九妹最小,晚儿幺女,照一般规矩都是会得到加倍的宠爱的。加上九妹的模样好,又聪明伶俐,所以也娇纵、任性。
那个在北京风中,青岛海边,上海屋檐下,也总夹着一本书与林徽因、徐志摩、江青、丁玲、胡也频等作家、教授及文学青年们混在一起的九妹,被国运与命运一下子抛到了云南。
一九三八年,九妹和沈从文全家来到昆明。虽然是跟着二哥二嫂一家住在一起,但是作为大龄女青年,她总想有自己的生活。有时去做点慈善,有时跟着别人事佛,不安分的时候多。日本人的飞机天天来炸,一次轰炸中她的租屋也塌了,小偷趁机把她的一点可怜的细软盗了个干净。
本就是有点忧郁的女孩子受到刺激,更是变得有些不正常了。
抗战正在吃紧阶段,物资缺乏,生活困难。
彼一时,大哥在湘西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沅陵,建了个房子,在那里住着。兄弟几个商量把九妹送到了这里。
住在这里的九妹依然故我,让人省不了心。
不知什么原因,她被嫁给了沅陵上游的一个泥工。
抗战末期,九妹跟着那个在城里打工的莫姓泥水工回到了乌宿。泥水工也没房子,就借住在教堂边的一个小破屋里。
1946年一天,他们生下了儿子莫自来。
九妹是个文学青年,是城里人,来到乌宿,她能做什么呢?
她依然穿着以往在都市里做的那些衣服,那些薰染过文学气息和南北城市的风味的装束,只是那样的日子仿若一场梦游。
肩不能背,手不能提,一个乡村生活的极度弱者,在大饥荒开始的那一年,就挺不过去了。她被儿子埋葬在寨子的河滩边上。
九妹的儿子,沈从文的外甥,莫自来,一年一年长大了。穷人家没读得什么书,从上辈那里捡了一点点手艺。
二零一一年四月的一天,我和朋友开了个越野吉普去了乌宿一趟。
我们见到了六十五岁的莫自来。
应该说他年轻时曾英俊过。看眼前的外在模样,莫自来和当地的农民很不相仿。像一个有见识的退休干部。外相看得出有沈家的血缘。他说他像妈。也难怪,沈先生看到他时,不得不连连说是我们九妹的孩子。
我们的谈话很散漫。想引他谈一点他父亲母亲的事,他总是跳开。不停地诉说眼下的穷、眼下的苦。
记得以前沈先生也写信告诉过他自己的苦处,不让他来。
一九七八年五月写这封信时,沈先生还住在前门大街那个小屋里。生活和工作都在十分困难的泥泞中挣扎。
自来甥:
为你寄来五十元人民币,望能节俭使用,应明白去外工作,每月收入支出有一定数目,你两个表哥在工厂学校工作各已二十年,一月收入还不过五六十元,也仅够开销。我年纪已到八十,平时过日子都极简单,一家大小至今还不会吸烟喝酒,不像是久住大城市数十年的人。许多习惯还完全保持在家乡作小职员单纯。凡事小心谨慎。也正是经过半世纪社会大变动中,还能维持下来原因,听人说农村政策改变后,有些副业得到鼓励,大多数人生活都有好转,不知乌宿生产队如何。你做木业家具,是否因生产队需要家具多些,工作也忙了些?生活也好了些?孩子身体一定还好,村中上学得走多远?家离乌宿多远?生产队还是在乌宿本村?去沅陵是坐公共汽车,还是坐民船?都望来信相告。也应当让小孩子学会写信,经常为我寄个信。二舅从文
五月二号
沈从文有了宽一点房子时,要莫自来上北京看看。看了,于是他心头有了落差。他总希望得到援助。九妹骨子里有些不怎么好说的东西,传给了他。只有在这时,我们才从他的某种意识、谈话的神态,以及屋子里杂乱的堆和放里,确认,他只是这个寨子的一个农民。
对这门亲戚,沈家一直关注着。八十年代莫自来在给人家起房子帮工时,从高处摔了下来,是表兄龙朱和虎雏给了几万元钱才住的院。不久前我打电话给龙朱家,他的女儿帆还细细地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些莫家的信息。
有房子,虽不大,但够住。有田有地,可种粮种菜。栏里有猪。偏屋的门用网子遮着,养有十几只鸡。柴水都不要买。只要是甘于认命了,小日子要好好过也还是可以的。但是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啊。
现在九妹走了,沈先生走了,莫自来也走了。不知道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相聚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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