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行者》：所有声音汇集成历史的喧哗

 

“自1953创刊号中的E.M。福斯特访谈至今，美国文学杂志《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最伟大的作家长篇访谈，囊括了20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文坛几乎所有最重要的作家；作家访谈已然成为《巴黎评论》的招牌，同时树立了“访谈”这一特殊文体的典范。

 

在“访谈”的传统之外，我们试想还有什么样的“谈话”是有意思的：当一个创作者遇到一个真正的谈话对手，什么样的情形将会发生。如果阿兰·巴迪欧遇到曼德尔施塔姆会谈论些什么呢？如果说“访谈”的传统还带有“他者”的视角，“谈话”则处于“平流层”之中，形成一种既封闭又开放的话语场。

 

从本期开始，《北青艺评》将围绕那些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作品，邀请艺术家和一位谈话嘉宾以“对谈”的形式展开深入讨论。第一期“艺评沙龙”邀请了70后作家路内和诗人、评论家杨庆祥围绕刚刚出版的小说《雾行者》进行面对面交流。”

 

《雾行者》：2004年冬，美仙建材公司仓库管理员周劭重返故地，调查一起部门同事的车祸死亡事件。与此同时，他的多年好友、南京仓管理员端木云不辞而别。这是一本关于世纪交替的小说，从1998年的夏季，到奥运前夕的2008年，关于仓库管理员奇异的生活，关于仿佛火车消失于隧道的20岁时的恋人，直至中年的迷惘与自戮、告别与重逢……

 

仓管员就像一个漫游者

 

杨庆祥：这部小说，我非常认真地看了，是不可多得的好小说，里面涉及很多复杂的问题。

 

路内：刚出版，很多人注意到这部小说的时间，会谈到小说里的十年。

 

杨庆祥：对，这十年确实太关键了。从1998年到2008年，小说的所叙时间非常聚焦。我现在挺害怕“痛说家史”之类的写作，那种线性叙事比较单调，所以聚焦一段时间挺有意思的，包括仓管员这个职业，就我阅读所及，目前没有人写过。

 

我对仓管员这个职业完全不熟悉，但是听说过。你写的仓管员不仅仅是职业化的存在，你写的东西很实，比如仓管员是很实的职业，但是它有形而上的层面。

 

路内：有一点类似博尔赫斯的——妄提博尔赫斯。小说里的仓管员不是守卫，而是在全国各地轮转，有时还会遇到案子，有时是爱情。

 

杨庆祥：仓管员的轮转方式就像一个漫游者，他从来不固定在一个地方，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人都是社会的观察者，他能够更深入地看到我们这个社会内在的问题。

 

路内：公司总部有一个很吊诡的规矩：6个月一定要把仓管员调走，不让此人在仓库位置上与别人发生有效的关系，永远是一种疏离关系，交不到什么朋友，也就没胆量与人勾结。当然，案子还是会发生，诱惑和震慑同时存在。人在这种情况下会反思自己的处境。

 

杨庆祥：这种疏离其实深刻塑造了人物。比如周劭、端木云，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不仅仅是文艺青年，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都像一个哲学家，尤其周劭，在第一章里面，他进入暴雪的库区，他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都挺哲学的。

 

路内：好像是的，文学青年能够迅速打开这个话语，也是半哲学不哲学。既像心灵鸡汤，也有一点世俗的冷酷意味、江湖气等等。

 

杨庆祥：人物如果完全真的是哲学家，那也没有意思了，他必须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但同时他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有很多层面，不是单向度的。中国当下很多写作，里面的人物非常单面，比如只着意于形而下的层面，物质啊、欲望啊、生老病死之类的；也有特别形而上的，跟现实没什么关系。这两种处理方式可能都有点偏颇。但像周劭、端木云比较复杂，他们是在这两者之间游走。

 

路内：有人会疑惑，说仓管员怎么这么想问题，我也只能说那个时代的文艺青年就是这样的，也许现在的也这样。人物的状态是有依据的。

 

九十年代历史在野蛮生长，生命意志也在野蛮生长

 

杨庆祥：小说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设置，你选的两个场景特别重要，一个是铁井镇，那是新兴的工业区；还有一个是散落在其他各个城市的库区。这两者其实都是工业区，但是这两个工业区之间有差异，一个是新兴的工业区，一个是被废弃的曾经的工业区。新兴的工业区好像是突然出现的，我们难以想象铁井镇突然涌进那么多人，那么多高楼起来，而原来的一些工业区突然废弃。

 

路内：小说里有这么一段，女孩来到了开发区谋生，家乡是西南省份的兵工厂。她就想，那些苏联特色的厂房结构沉重，看上去永远不会倒却忽然废弃，而那些外资企业都是轻质构件的厂房，看上去一副马上要跑路的样子，但是人群却涌向它。

 

杨庆祥：看起来很坚固的很脆弱，看起来很脆弱的但很坚固。但是在我们九十年代以来的历史里面，所有东西都不坚固，铁井镇也是，撤资以后马上就会坍塌。

 

路内：对，书里最后也说了，他们去东南亚，咱们能跟着走吗？咱们只能留在这里。

 

杨庆祥：所以这里面我想到一个特别重要的命题，就是历史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这恰恰在中国和拉美特别明显，为什么大家会联想到波拉尼奥，因为我们都有这种情况，突然一个东西出来了，突然又消失了。在小说里有一个行走的地图，这些人物其实是在发现历史的矿脉，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的这种结构特别棒。

 

路内：这是我写的时候没有想到的。

 

杨庆祥：80年代末以后，我们突然通过某种方式把每个人的生命意志极大地召唤出来，就像莫言的语言狂欢一样，都是生命意志。生命意志以非常磅礴的气势出现，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它会熄灭。

 

路内：我在写这个小说后半部分看了一些德勒兹的书，他说欲望这个东西是外化的，人被欲望驱动往前。我比较喜欢读的小说都属于内化一类，但谈到历史的生命意志，应该是外化的，也算是一种动力吗？

 

杨庆祥：两者是一体的，首先你个人的生命意志被召唤出来，又借助外在的国家社会的意志，两者结合才能解释中国八十年代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你这个小说写了5年，我们现在站在2020年来观察这段历史，你会发现这个生命意志并不能够恒久地保持下去，它会熄灭，但是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会熄灭。

 

路内：我们能知道这个结果，但是原因太多，原因和原因之间还构成因果关系。

 

杨庆祥：对，但是小说不需要追究原因，它把这个过程描述出来就可以了。里面有两个意志野蛮生长：一是历史意志的野蛮生长，一是个人生命意志的野蛮生长，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这里面的每个人，周劭、十兄弟、林杰，他们的生命意志也是在野蛮生长。

 

他们自己挣扎着要表达自己

 

杨庆祥：《雾行者》的结构不是简单的修辞学意义上的小说结构，如果从修辞学角度看，这个结构非常精致，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它们之间不停地编织，是一网状结构，不是线性的进化论的结构，它不停回复，不停地回到起点，又不停地在中间拆解。

 

路内：有个朋友说，你这小说就是伤感气质。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在这种伤感气质里面可能融合很多东西。伤感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

 

杨庆祥：对，它不仅仅是一个感伤气质。文学界这几年经常讨论现实问题、历史问题、总体性的问题，我一直对这个有所警惕，如果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进化论式的总体论，那这个总体论绝对是虚妄的，这个总体论也不可能在小说里面出现，如果出现这肯定是一个假大空的东西。但是我们如果确实需要用一种整体性的视野去捕捉当下的生活或者是时代的精神，这个时候需要另外一种总体性，这个总体性就是《雾行者》试图呈现出来的总体性。

 

路内：我生造了一个词，“总体修辞术”。希望小说也是一种总体修辞术，或能介入进去，而不是被结构、语言、意义等等范式限定。尤其长篇小说，要求作者深度参与。小说里提到一段，说作家要是写了一个人的隐私，实际上就是他碰触人家的命运，但是最后不能给这个人安慰。可是什么叫安慰？你何以界定安慰？你去抚摸他还是凝视他？这个非常难解释。假如小说急于提供意义，意义又能怎样？

 

杨庆祥：它一定不是一个单一性的指向，我特别警惕小说给我们提供单一性的指向。好小说恰恰有很多矛盾，比如你刚才一直讲的悖论。

 

路内：我在写作过程中，也不是故意要制造这些悖论，是人物真的开始讲话，跟我开始讨论那些悖论的东西。我长达一年时间一个人睡在书房里，每天半夜写完了睡下去，有时候真的会听见人物在脑子里打转，自己在谈论问题。

 

杨庆祥：小说里每一个人，可能在前一章里面是配角，但是到第二章变成主角；他在前一章里面是被叙述的人，但是到第二章他变成叙述者；他在叙述别人，他的这种叙述跟前面一章又形成呼应。所以我说这是真正的复调小说，有一种对单一叙述霸权的终结，这个非常重要。

 

现在包括一些很年轻的作家经常使用单一的叙述语调或者叙述者，结果整个小说结构变得单调、冗长。这种写作既不能开拓读者的智识，也不能提高作者自己的智识，也无助于我们对社会历史的理解。

 

路内：对文学所谓新的理解，反而抛掷出很多旧的东西，这类问题我也犯过。

 

杨庆祥：所以文学从来没有进化论，文学会突然退步到特别陈旧的认识论上面。

 

路内：对，它是很悖反的，文学本身就是悖反的。

 

杨庆祥：这部小说不是那种单一的霸权叙述的现实主义。这个小说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发出他自己的声音，这所有的声音又汇集成历史的喧哗。

 

路内：这个小说里面人物对话偏多，为什么要这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在写的过程中发现，那些人不被我描述，他们就愿意自己讲。

 

杨庆祥：他们自己挣扎着要表达自己。

 

我们不停地追赶，但是时间消失在历史中

 

杨庆祥：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在写时间，所有读者应该都能感觉到时间线索或者时间的流动。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小说整体呈现的气质却是“时间丢失了”。

 

路内：小说里界定了年份，但是还不够，故事线索多了。用了一些事件背景来强化，比如非典和“9·11”，尽管他们没有参与，只是看到。

 

杨庆祥：好像是这么回事。后来我们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时间弄丢了，只能通过公共记忆来唤醒我们的时间。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隐喻，我们不停追赶，塑造各种神话，但我们每个人回去的时候，只能借助那些特别宏大的记忆来勾连出我们的历史。

 

路内：还丢失了故乡那个所谓的出发点。

 

杨庆祥：所以小说里的那些人都在大地上漂泊。

 

路内：最后端木云说铁井镇才是他精神意义上的故乡，他的家乡其实是傻子镇，但他似乎不予承认。

 

杨庆祥：真正的原乡对中国人来说是没有的。所有人都处在无根的漂泊状态，因为既丧失了时间，又丧失了空间。但人是很奇怪的，人必须要找到安身立命的东西，人必须要寻找价值、寻找意义，他不能完全是物质性的存在。这时候文学在其中的意义就凸现出来了，乡村文学青年怎样把价值寄托在文学上面？这是小说另外一层结构，非常重要。小说里讨论文学问题的时候，路内很像一个大学教师，但是比大学教师聪明有趣，不是从文学理论角度来讲。

 

路内：要是从那个角度来讲就没法写了，正确的东西在小说里往往是“不对”的。

 

杨庆祥：小说通过这种不停的辩驳，最后加深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不仅仅是加深对你这个小说的理解。

 

路内：小说里能不能谈文学？有一种说法，说小说里面谈大量文学令人厌烦。

 

杨庆祥：不，我觉得谈得挺好，因为谈得不俗气，这是最重要的。

 

九十年代真正改变每个人的生活

 

路内：庆祥对九十年代也应该深有感触吧？

 

杨庆祥：我的成长期就是在九十年代。如果我没有顺利地完成学业，我可能就是小说中的一个仓管员。

 

路内：我也没有怎么顺利地读过书，现在还好。我们70后一代作家和80后作家现在看来非常像，70后是早熟晚朽的，当然这是一种群体印象，不是个体。70后和80后前半段一些人，脉络非常相似，谈的话题都一样。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确实会想一些相对比较大的问题，整个70后和80后作家是否建立起这样一个场域？尽管在过去十年中间讲身体写作、都市写作，当时还有底层写作。尽管没有流派，写作趋势是存在的，但是似乎一下子离散掉了。我后来想，这个时间段，这代人最强有力的东西是什么？你只能孤立地找一些历史事件吗？想了很久，我想还是人口流动。看上去它是一个现象，但实际上是一场挺大的运动，而且彻底改变了中国。

 

杨庆祥：1992年以后中国开始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一流动是史无前例的。

 

路内：我记得非常清楚，之前还在叫这些流动人口是盲流，后来有媒体指出，这是歧视性的用语，说明他们已经占了大多数。这个大多数，在当代文学中，一直不是显学。我并非歧视文学中的“个人”，个人化似乎是当代文学追求的目标，问题是，巨大人群正是由个体组成的。

 

杨庆祥：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前几代作家为什么很早被经典化？比如五四那一代，他们有一个大的框架，国民性，救亡启蒙，这个框架里面，即使是《一件小事》这样的小说也显得很重要；50后有“文革”这个大背景，60后也部分分享了这一背景。

 

路内：60后还有一个先锋派运动。

 

杨庆祥：对，60后最早经典化的那批人，比如余华、苏童其实更接近50后，他们有共同的解释框架。70后和80后大家觉得你还是青年写作，觉得你不够经典化，就是因为大的阐释框架没有建构起来，而这几年通过你们的写作，正在建构起来，这个框架就是1992年以后中国加入世界体系后发生的巨大的历史性的变动，这也是我最近写的那篇《九十年代断代》想要解释的问题。

 

路内：中国50后、60后的作家当然也很好，但是被经典化太厉害之后，会导致80、90后更往下的青年作家，向那代人看齐，有时会产生误判。

 

杨庆祥：对，比如80、90的人还在写家族史，还去写革命史，就会有问题。因为这些在前几代人的框架里面解释有效，在我们这个框架里面就失效了。这几年70后作家老是去写历史，我就持保留态度，写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的历史，切身感就很难建构起来。

 

如果从中国普通的民众角度来看，九十年代肯定比八十年代更重要，因为九十年代真正改变每个人的生活。八十年代为什么被知识界处理得这么好？因为整个八十年代的精英话语权特别大，他们享受那一段时间，所以他们的回忆、叙述特别多，不断对它进行加持，对它进行解释。

 

路内：你不觉得雾行者就是我们现在的精神状态吗？每个人都在雾里面走，不知何去何从。

 

杨庆祥：而且雾行者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彼此是看不清楚对方的，在一个增强现实的语境中，存在反而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