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安全”，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安全事故、防范措施、社会管理等严肃而枯燥的政治或军事议题。事实上，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已经给传统的安全议题赋予了新的内涵。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正在日益引发各类问题，数字化背后的互联网安全问题正成为世界各国及机构关注的焦点。SSS大手笔网—中国第一文化门户网站
2019年3月29日，博鳌亚洲论坛会会举行首个安全分论坛——“安全防控与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来自政府、国际组织、技术企业的三方共五位嘉宾围绕“安全”二字“大做文章”，向前来听会的代表和媒体贡献了一场出乎意料又妙趣横生的讨论。讨论中，嘉宾们纷纷就自己最关切的安全议题发出了呼吁。
本场嘉宾有：
-中国公安部前副部长、中国友谊促进会理事长陈智敏
-日内瓦民主管制武装力量中心主任托马斯·盖尔贝
-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
-光启集团创始人、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长刘若鹏
-红十字国际委员主席特使白良
-第一财经主持人江予菲
“非传统安全”问题正超越既有规则需相关方协力解决
“一带一路”是2019年年会的最热话题，本场分论坛亦从这一倡议引发的相关安全议题展开讨论。
中国公安部前副部长、中国友谊促进会理事长陈智敏开门见山地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少都是“恐怖主义”风险高发地区，此外，“互联网安全风险”正日益突出、犯罪率逐年上升，再加上社会矛盾引发冲突的风险、金融及经济风险等相互叠加，给向该地区投资的中国企业带来了很大挑战。“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各国之间的法律不能兼容、不能相通、不能对接，”陈智敏表示，“因此面对共同安全议题，既有的国际规则、安全法则不再适用，增加了采取共同行动的难度。”为此，陈智敏提出五大建议，一要沿线各国政府高度重视；二要各国加强法制建设和法制对接；三要加强各国执法工作；四要在共同治理的原则下”安全设计“先行；五要加强民间交流以达成共识。“总结就是八个字：共同安全、共同行动。“陈志敏说。
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主席特使白良两位国际嘉宾也围绕此话题表达观点，亦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点就是合作，在安全领域更是如此。
格兰迪谈到自己的从事的难民相关工作，说：“全球化让一些地区的难民问题带来了很大范围内的社会不稳定、不安全，国与国应该联手解决这个问题。”他强调，面对难民，一些国家政府采取抗拒的心态，“这是不对的，只有合作才能解决安全问题”。白良则表示，国际机构在解决安全问题时还应与私营企业合作，尤其是在一些无政府地区，比如说南苏丹、莫桑比克等，由于缺少安全保障，国际机构和私营企业都要进入，就必须联手合作。
日内瓦民主管制武装力量中心主任托马斯·盖尔贝也在随后的发言中表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必须要建立在企业、政府和社会三者的合力之上。在目前的一些地区，当地的暴力冲突导致投资该地区的企业损失惨重，经济发展举步维艰。“如今每年的全球年度投资已经平均达到了136亿美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安全问题也日益凸现，”盖尔贝说，“我所在机构推出了’安全救援工具箱‘项目，便是告诉投资企业如何应对安全挑战、如何加强与政府和其他组织的合作。”
“隐身衣”不再是科幻数字革命正在重塑安全议题
光启集团创始人、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长刘若鹏是参与讨论的唯一一位企业嘉宾。他一发言便提到，“隐身衣”这一经典科幻元素，早在十年前就在科学届成为了现实。他简单介绍了隐身衣的制作原理，向听众阐释了这么一个事实——0和1的数字排列，让所有的物理材料获得了“自由”，“隐身衣就是数字革命的一个典范之作。”
在成功获取听众注意力的同时，刘若鹏回到当场议题——“安全”。他表示，未来十年，深刻的数字革命将在物理世界之外塑造一个一一对应的“数字世界”，即“数字建模”。在这个数字世界里，每一个物体都颗粒化，同时又获得了自由，这给未来的社会治理和安全防控带来了全新的革命，也带来了新的机遇。“以后我们在博鳌开年会，或许就不需要再在门口排队安检了”，刘若鹏说，“嘉宾听众都大摇大摆地进场来，这感觉很舒服。”
刘若鹏随后进一步提到，无人机等技术的出现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问题，但这些问题都会随着数字革命的逐步加深得到解决而不是加剧。他举例说，数字化达到一定程度，这个会议厅里所有的人与物都将数字化，人工智能可以精确区分每一个个体，在这基础上以新的规则讨论安全问题不仅能够防控之前谈到的许多的传统犯罪，还能预防新兴的网络犯罪。这意味着，未来在“建立一座新城市的时候，同时建立一个孪生的数字城市”，通过信息和数字治理可以排除许多潜在风险。
这一具有前瞻性的描述让在场嘉宾都兴奋起来，纷纷就技术革新对自己所处领域的意义展开了讨论。
具体到人道救援领域，革新的数字技术也可以有效改善救援效率，为难民管理提供新的解决方案。白良介绍，人道主义救援亟需三类技术创新：一类是简单的技术创新，比如说太阳能灯；一类是数字化如何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利用数据产生链接；三类是网络安全提出的新的挑战，也需要技术创新加以解决。
格兰迪是唯一在未来数字世界表现出保守态度的嘉宾。他形容自己的心情是不知道该喜还是该忧，但他同时表示，技术对人道主义救援来说十分重要。一可以提高的资金的使用效率，把实物发放式救援变为“信用卡式”救援；二是能有效识别更需救援的个体；三是可以为缺乏身份的难民提供“数字身份”，方便有关政府和机构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
“几年前我在希腊，遇到叙利亚的一位难民，我便问他什么时候感到恐惧，是在炸弹威胁下，还是在与走私者打交道时？”格兰迪在现场特意分享了这个故事，“他说，都不是。他最感到恐惧的时刻是在大海上的小船里，手机突然失去信号的时候。”格兰迪说，与他人的连接是人类安全感最重要的来源，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最具洞见之处，连接是如此地重要，希望未来的连通不仅是技术的连通，国家的连通，也能让每个人都能相互连通。他强调，在这个方面，中国是领头羊，如果中国做出了表率，其他国家也会纷纷效仿。
网络安全的核心是数据大数据相关立法刻不容缓
提到数字革命，就不得不谈及数据。数据安全即意味着网络安全。
在数字世界、数字经济里，数据是基础、核心且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但数据这种生产资料，目前在理论上还没有变成一种财产，法律上没有确定所有权关系，这就带来了许多问题。“陈智敏在讨论的最后抛出了“数据所有权”这个热门又有争议的话题。
“网络战核心问题就是数据战。”陈智敏说。他以FBI与微软之间的官司为例说，正是因为数据所有权的缺失，给企业、政府、机构管理乃至国际合作都带来了很大的风险。“数据所有权涉及到未来社会的公平公义问题，”陈智敏大声疾呼，“谁控制数据，谁控制社会，谁控制未来。数据的法律问题、所有权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必须解决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