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24日，正在美国寻求美援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青年会萧君邀吃饭。饭后我到Columbia大学，见着Prof.Cyrus H.Peake，谈杨鸿烈困在日本的事，我答应寄点钱去。”
Columbia大学，即哥伦比亚大学，Prof.Cyrus H.Peake，即毕克，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史的美国汉学家。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探讨：
第一，远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毕克如何知道杨鸿烈困在日本？两人如何认识的？第二，胡适答应寄点钱去，他寄了吗？又是如何邮寄的？
这两个问题，都可以通过杨鸿烈从日本脱险后给胡适的信中得到答案。这封写于1938年7月16日的信详细叙述了杨鸿烈两年多的困境。
1937年“七七事变”后，身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博士的杨鸿烈处境险恶。对此，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尤以通州事变发生以后，嗜残好杀的日本民众，时时在散布屠戮旅日华侨以为报复的消息。后学等为知识分子，故特别危险。”
雪上加霜的事情接踵而至。先是经济断绝，生活陷入困境。接着郭沫若从日本秘密回国，让杨鸿烈处于被日本军警监视状态。当初，郭沫若在东京时，与杨鸿烈来往频繁。在朋友帮助下，郭沫若秘密回国抗日后，日本警察传唤并问询了郭沫若的日本太太佐藤富子，结果佐藤富子跟日本宪兵队说郭沫若回国前，多次去杨鸿烈家闲谈。于是，日本宪兵视杨鸿烈为“抗日嫌疑分子”，开始对其秘密监视。
在这种情形下，杨鸿烈想起了以前帮助过自己的胡适。上世纪20年代，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的杨鸿烈，备受胡适青睐。1928年，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聘请杨鸿烈担任中国公学史学社会学系系主任。两人在中国公学相处两年，合作无间。因此，身陷日本的杨鸿烈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写信求助。收到杨的求助信后，胡适多次回信。然而，此时的杨鸿烈处于被日本宪兵监视状态，其往来信件都要经过宪兵的检查。经检查，日本宪兵发现给杨鸿烈写信的竟然是奉蒋介石之命前往美国寻求美援的胡适。在日本宪兵眼里，“先生（胡适）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
结果，胡适给杨鸿烈的回信让他的处境更加恶劣。日本宪兵队先是把胡适给杨鸿烈的信全部没收，接着开始威逼利诱。信中，杨鸿烈写道：“因先生曾数次寄给后学信函，彼辈竟认后学是一个‘假装痴聋’的坐探，于是‘威吓利诱’，无所不至。”
求助胡适受阻之后，杨鸿烈想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毕克教授。毕克是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史的汉学家，于上世纪30年代初期来到中国，与胡适多有往来。与毕克一样，杨鸿烈恰好也是研究中国法律史的学者，两人应该在30年代初就结识了。于是，杨鸿烈给远在美国的毕克教授写信求助，考虑到毕克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杨鸿烈很可能是想通过毕克从东京转往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法学博士。
收信后的毕克，恰好遇到了来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的胡适，于是将杨鸿烈的处境告知了胡适。最终，胡适决定寄钱帮助杨鸿烈。钱是通过毕克转交给杨鸿烈的。关于这一点，杨鸿烈给胡适的回信中写得很清楚，他写道：“谢谢您的深情厚谊，由毕克博士转达您的高见，并承寄美金壹佰伍拾元的支票。”
收到钱后，身在日本的杨鸿烈冲破重重艰难险阻，终于回到了战火纷飞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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