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自从罗马帝国解体之后，西方再也没统一过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看到西方是如何一步步在自治的实践中，找到资本主义的发展钥匙，并走到小国林立的今天。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被卷入全球化之变的中华文明，又如何正视西方文明，并寻求互补升级，及责任共担之道。

 

在荆轲刺秦王一百多年后，一场血腥的刺杀，在罗马元老院“现场直播”。这一天，公元前44年3月15日，距离凯撒完成征服高卢全境的重任，并强迫元老院授予他“终身独裁官”的职位没多久，他却要在元老院的大厅，直面无情的刺客。冲在最前面的，竟然还是他与一个情妇所生的私生子——布鲁图斯。

 

在“你也这样做？我的儿子……”的惊问中，凯撒被连捅了23刀。最终，56岁的他，横尸厅前。

 

如果说荆轲刺秦王，跟秦国灭六国，严重地打击了以六国君主为代表的旧贵族利益有关，凯撒的被刺，也是因为他触犯了罗马共和国的禁忌。在古罗马共和制当中，其主要机构由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组成，有点类似于今天西方三权分立的感觉，它们彼此牵制，并保持平衡。其中执政官人数2人，选举产生，任期一年，元老院是国家决策机构，实行政事共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公民大会则是负责选举公职人员和通过元老院的提案——这种政治体系被后人认为是古代经典的政治体系之一，对后世的影响巨大。然而，凯撒的突起，打破了这一平衡，也触动了元老们的利益，最后数败俱伤。

 

然而，纵使凯撒倒下了，接下来的屋大维（公元前63年9月23日-公元14年8月19日）也是一个当仁不让的狠人，横跨欧亚非的罗马帝国时代，终究不可避免的到来了。

 

这个凯撒的养子，曾先后获得执政官、保民官、大祭司长等职衔，实为罗马皇帝，公元前28年被元老院赐封为“奥古斯都”（意为神圣伟大）。

 

尽管如此，成为帝国的罗马，还是和它差不多同时代的秦汉帝国，有着本质的区别。

 

为什么罗马帝国一崩溃，西方就绝无统一的可能

 

我们发现，秦汉帝国在制度上的特点无疑是整齐划一，但罗马帝国却非一家一姓。

 

“‘罗马帝国’一词的完整名称为‘元老院与罗马人民’。”“按照罗马的律法，任何有能力的人都有可能通过选举成为罗马皇帝。皇权由元老院授予某个个人而不是家族的，一旦这个人死亡，授权也自然中止。”

 

虽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罗马帝国越到后期，越演变为一个专制政体，选举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个形式。罗马皇帝大部分都是传给老皇帝生前选定的接班人，因此，事实上也有父亲直接传给自己的儿子的，但是最起码形式上还都要经过元老院授权，而且罗马帝国父传子（传给亲生儿子）的情况出现得很少。”

 

这和秦汉帝国的皇帝制度绝对不同，“显然是因为罗马帝国的文化基因来自希腊文化。”罗马帝国前朝罗马共和国便曾专门派元老院的几位资深人士去希腊学习取经。

 

还有一个不同就是，“秦汉帝国征服各地之后，都实行郡县制，地方上整齐划一，中央的政令可以通达全国各地，如臂使指。”但罗马显然不是郡县制，更像是分封制；此外，它也显然不同于夏商周的分封，后者是建立在血缘上，前者则建立在契约之上。

 

“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方是自治的，”“罗马帝国都没有一部通行于全国的完善的法律，各行省甚至一些城市都拥有自己的法律。”对罗马帝国来说，它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收税，其它的爱咋的咋的。

 

背后的原因，除了学习希腊好榜样之外，也跟整个欧洲的地理有关。和希腊相似，欧洲也是没有“围墙”的，海岸线曲折漫长，四面漏风。那些被地壳运动撞出来的高山，将欧洲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地理单元，与此同时，河流众多而又分散。沿河而发展起来的各个文明中心，也是分散在各个区域。某种意义上，希腊就是欧洲的缩影。欧洲就是扩大版的希腊。

 

这便导致罗马帝国即使统一，也是松散的，相反，它一旦遇到问题，就容易万劫不“复”。

 

事实上也如此，公元前1000年左右，已经学会骑马作战的北方游牧民族掀起了第二次入侵浪潮：在中国是为“五胡乱华”（时间一般从西晋灭亡即公元316年开始算起，一直到鲜卑北魏统一北方即公元439年），在欧洲大陆则为“蛮族入侵”。罗马帝国不仅因此分裂成了东西罗马，而西罗马娃娃皇帝罗慕路斯在公元476年更是被其雇佣军（共同对付被汉武帝赶着西迁的匈奴）——日耳曼人废黜，欧洲历史从此进入了以封建割据、骑士精神、宗教战争为特征的中世纪。在西罗马的废墟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蛮族国家，进而演变成欧洲林立的小国——这也奠定了今天欧洲的格局。

 

今天，我们把中世纪看成了一个黑暗时代，然而，延续了希腊文明的精神，以及长期的自治训练，让中世纪呈现出了很多我们经验之外的内容——看“中西人口发展对比图”就知道，中国人口繁荣时期增长比欧洲快，而崩溃时期的剧减更是骇人听闻。相反，欧洲即使在充满着战争和动荡的中世纪，人口损失也不如中国剧烈，即使下降也主要表现为瘟疫，次数也比中国少，下降的幅度也没有中国大，原因大概是在于，“封建制下，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失德，只能影响天下的一小部分。郡县制下，最高统治者一个人的错误，需要全体臣民共同承担，因为你想躲都没地方躲。”

 

而且，相比较郡县制度下的集权帝国，由于皇权无所约束，造成汲取能力过度，往往导致“官逼民反”，中世纪的农奴，却因为受契约保护，未必如人们想象的那样，负担更重条件更差，相反远比中国的农民生活稳定。

 

对当时的欧洲来说，还有一个比较利好的消息就是，随着奴隶制的崩溃，不再有大量的外来劳动力涌入西欧，也让西欧开始琢磨，怎么节省劳动力。加上“农奴也不同于奴隶，粮食打多了，它们的生活水平也可以水涨船高，因此，农奴也有热情改进技术，提高产量”，最终，以上各种因素的汇合，促进了技术的进步。

 

除了重犁的使用之外，欧洲人还发明和改进了很多利用水力和风力的工具，在罗马时代就已经有了的水车，被大规模应用。这些技术革命带来的后果很明显，那就是欧洲原来的荒地被大量开荒，随之而来的，是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农奴变得越来越富，经济地位大为增加，从农奴成长为农民。”

 

这表现在文化上，“人们逐渐改变了以往对现实生活的悲观绝望态度，开始追求世俗人生的乐趣。而这些倾向是与天主教的主张相违背的。在14世纪城市经济繁荣的意大利，最先出现了对天主教文化的反抗……于是他们借助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文化主张。”这就是著名的文艺复兴。

 

与此同时，被破坏的全国性市场也逐渐回复元气。随着经济的发展，粮食出现大量剩余，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贸易再次开始，货币流通加快，城镇又一次形成。”这也让商业城市在中世纪后期又一次大面积出现。这些城市尽管不大，顶多20000人，但是它们又很快重新拾起了发展的利器：“自治”。

 

你能想象这样一种场景吗：某个城市的居民们联合起来，付给贵族一笔钱，像购买货物一样，从贵族手中买到城市若干年的“自治权”。

 

事实也证明这种方式在当时的欧洲切实可行，毕竟，一个是有钱却讨厌束缚，一个是有特权却缺钱，所以一拍即合。

 

1138年佛罗伦萨首次选举执政官，就模仿古罗马的方式。佛罗伦萨“在4个城区各选一人，选出4名执政官，任期一年。和罗马时期相类，自治城市最高权力属于市民大会，如果对政府非常不满，佛罗伦萨人可以举行公民大会来改换政府。”“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不可能频繁地举行市民大会，只能由市民们选出议员，组成城市议会。威尼斯的议会有300人，选举产生一个由12人组成的内阁，来管理城市。”

 

正是这个“自治”，成了解开资本主义之谜的钥匙。

 

荷兰为什么能成就“海上马车夫”，英国则能工业革命

 

今天，对“资本主义”，从那段岁月里走出来的人们，还百感交集，但在本质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是反特权、反等级制的。

 

“因为经济如水，只有去除种种堤坝和障碍，在平等和自由的条件下，经济要素才能流动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当这些自治城市茁壮成长之后，可以联合起来挑战国王们的政治权威，此外，城市商人们还可以凭借手中的巨额资本获得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权力，让那些穷困潦倒的国王和贵族，不得不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国王需要向他们借钱购买武器，打服不听话的政敌，而且在借钱的时候，需要担保和抵押。

 

这显然在秦汉之后的中华文明中是很难想象的。不要说自然经济很难产生商业活动，对那些难得有点影响力的商人，专制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也会有意打压。在中华文明中，士农工商的排序，喻示着商人在中国的卑微地位。中国古代很多商人，大多是依附权力生存，像胡雪岩那样，成为“红顶商人”。

 

我在写作《宁波帮》时，也曾关注到上海的一帮商人，在20世纪之初多次提议，创设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把上海那些还属于政府管辖的地方管理起来。该工程局肯定不是官办，而是集中商人阶层以及其他社会力量来办事，“以此立自治之基。”甚至，著名的江浙商人李平书还以马路工程局官办腐败为由，申请改为绅办。正是得益于此，“上海城厢开始了大规模的市政建设，修建了道路桥梁，接通了电灯自来水……用‘新闻联播’体说，上海城厢总工程局对改善华界的市政设施，提高综合管理的文明程度，缩短华界与租界的差距，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他们之所以能这么做敢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清末民初，政权松弛。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商人崛起，成了各大政治团体都得仰仗的力量。另一方面则是上海本身，因为是租界之地，所以地位特殊，及思想相对开放。但不得不说，和西方持续的城市自治相比，中国商人好不容易有所表现，但很快就成了昙花一现。

 

所以，尽管在明清时期甚至更早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按照“平等”和“自由”的条件，这些经济表现显然够不上“资本主义”。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也与西方绝然不同。马克斯韦伯指出：在统一的共同体意义上，西方世界之外不存在城市。在欧洲中世纪，城市的明显特征是具有自己的法律、法庭和自治的行政。在受法律的支配并且参与选择行政官员的意义上，个人是公民。在政治共同体的意义上，西方之外没有城市。

 

只有理解了欧洲的“封建”，以及自治，你才能理解当年只有靠填海才能获得可怜面积，人口只有150万左右的低地国家荷兰，为什么会被马克思赞誉为“海上第一强国”。原因就在于，荷兰的地理条件除了非常适合航海之外，它还是当时欧洲自治城市最发达的国家。自治城市可以自己立法，可以组织军队，可以发行货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靠着契约和法治来维系。

 

【图说：“海上马车夫”荷兰】

 

因为信任高，这也让荷兰有机会发展出“荷兰东印度公司”这样的股份有限公司，“不论你是船夫还是小贩，只要你有一点钱，都可以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分享它的收益。”这样一来，有限公司用于海外开拓的资金，很快就能筹集，甚至还远远地超过其他由国王和贵族出资的远洋公司。

 

“英国崛起的逻辑与荷兰一样，都是依靠公司的力量。”“与我们很多人的理解不同，不是英国政府，而是东印度公司实现了对印度的占领。”“18世纪中英贸易的主导力量不是英国政府，而是东印度公司。”

 

就连和中国同处于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也是占到了某种“自治”的红利。由于从大和民族形成到近世的武士时代，日本都没有形成大一统的政治结构，在相对松散的中央集权下，地方在人事和财税方面都有着较高程度的自主权。

 

“日本的诸侯也不是不想把商人阶层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权力之下，任由自己操纵，只是因为封建体制下集权不够，统治者无力控制商人，甚至经常被商人控制。”像“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因此，在诸侯割据的时代，由于政治权力松散，日本传统商品经济程度反而很高，商人更有安全感，更愿意扩大投资，更容易影响诸侯的政治决策，“这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经济实现顺利转型的一个历史基础，也是日本企业家精神的一个生长基础。”日后日本人能够迅速走上西化道路，正是因为与欧洲相似，都是从封建制的基础上，而不是从中国式郡县制的基础上开始转型的。

 

然而，成也自治，败也自治，“荷兰的成功，在于它专注商业。荷兰的失败，也在于它过度专注于商业，而对政治结构的探索不够。在历史上，荷兰人并不在乎政权的归属，并不太关心谁来统治他们，只在乎这些统治者能否保障他们自由发展经济。”这也让荷兰这片土地上轮转过很多统治者。即使在1581年，7个省份联合起来，宣布成立荷兰联省共和国，但结构依旧松散，各省之间绝对独立，而且没有常备军，“这样的国家虽然足够自治，但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缺乏统一的力量，无法更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

 

相反，自1688年通过“光荣革命”确立了立宪君主制度的英国，因为既有中央集权（君主），又有强有力的制衡（议会），所以做得就比荷兰成功，甚至成为了工业革命最早也最成功的发生地。

 

当工业化大生产急切需求世界性市场时，以前没有太大瓜葛的中西文明，终于要门碰门面对面。

 

中西文明的冲突和未来：我们其实是命运共同体

 

正如张宏杰所说，中华文明走到今天有两大人生突变，一个是周秦之变，一个就是被卷入全球化之变。

 

如果没有外界的诉求，中华文明还一定忙着“闭门造车”。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以及维护集权统治的需要，让中国还一定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密不透风，就像乾隆高高在上的拒绝了英国使者马戈尔尼的通商请求。但时间还没过去几十年，西方便用自己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

 

谁也没想到，老大帝国与西方在近代的第一次正式较量，居然就这样的不堪一击。

 

在这背后，其实反映的是相对封闭的农耕文明面对开放的海洋文明/工业文明时的巨大差异。

 

这既是中华文明的血泪史，也是中华文明的新生之路。不管是有意，还是被动，中国自此卷入了全球化，而不再孤芳自赏。

 

和周秦之变一样，这两次突变都深远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但让人感喟的是，它们的时间间隔如此之长，那岁月的湖面上，经久保持着原先的模样。从正面意义上说，中华文明相对“稳定”，那么，从负面意义上说，是不是它也可以印证中华文明相对“保守”，而且有着典型的路径依赖综合征？

 

“所谓路径依赖是指‘一旦一个国家或地区沿着一种轨迹运动，逆转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也许会有其他的选择点，但是一定制度安排的堑壕阻碍了对初始选择的轻易扭转。通俗地讲，其实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早熟国家的历史遗产不仅使后来的中国发展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路径，也使其形成了不同于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路径。”

 

也可以算幸运的是，当中华文明内部没有变革的动力时，外部便给它来了一鞭子。

 

开始“睁眼开世界”的中国人，发现了“人生的另一种体验”——当年的中国知识分子梦想着回归“三代之治”（即夏商周），但这成了一个永远回不去的梦，然而到晚清时，他们却发现“三代之治”居然可以真的实现，只不过不在中国，而是在“蛮夷”之国。

 

“晚清中国第一个驻欧大使郭嵩焘到了欧洲以后，也认为欧洲所行的是中国三代之治。‘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这让人感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的欧洲看中国，倒像是没有文化的夷狄了。

 

【图说：睁眼看世界却被当成汉奸的郭嵩焘，今天终于被正名】

 

这些观点，并非个别人的看法，“而是晚清相当一部分读书人，比如曾纪泽、王韬、冯桂芬、马建忠、郑观应、张树声、薛福成、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共识。他们认为，西方的力量不只‘船坚炮利’，更主要是通过政治创新实现了中国人的‘三代’理想。”

 

如果说，西方文明的成长得益于“东风西渐”，今天，则反过来，中华文明的新生则得益于“西风东渐”。它从洋务变法，实现器物上的创新，到戊戌变法，再到后来的辛亥革命，实现了制度上的改良或革命。

 

与此同时，中国民风也随之一振，而中国这个老大帝国，也就此踏上了近代化转型的大征程。“步入全球化以来，中国的历史主线就由原来的治乱循环这一条线，变成了中国传统和西方文明这两条线并行。这两条线相互交叉，相互作用，共同主导者中国历史未来的走向。”

 

有时还挺感谢这个世界在历史的进程中演化出了不同文明，使得世界绚烂多姿的同时，也使得每个人都有学习、借鉴，并在较量、竞争中相互提升的巨大可能。

 

它们没有什么优劣高下，“每一个民族的发展道路，是由它的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等各种因素汇集而成的，或者用感性的说法，是上天所决定的，无所谓对错。”“儒家精神的强毅进取，中国人个体强大的竞争能力，在改革开放40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地理，决定了它的大一统趋向。”

 

但是，今天这个世界，已不是周秦之变之后的自给自足的，以郡县式集权为主要标志的农耕社会，而是要加入全球化的工业大生产，这也决定着，我们的中华文明需要进一步改造，抛弃商鞅变法以来将人民当成统治意志的工具，只加强国家汲取能力而忽视人民幸福感的弊端，“在大一统的框架下，我们应该可以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实现‘系统升级’，充分激活整个社会的活力，在每个人更幸福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更强大。”

 

与此同时，作为曾经的强势文明，现在依旧以其徒子徒孙美国的强大，证明着它的活力，但是在面对加入全球化的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也需要学会谦虚，以及与人为善。

 

中华文明的优良品质，比如说家国情怀，集体主义，以及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巨大包容性，都是够它们认真学习好多年。由于过于强调个体自由，离心率过高，导致今天的西方各自为政，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被影响甚至瓦解，这也让它们在具备强大民族凝聚力的群体面前，很容易溃败。

 

今天的欧洲，给人的感觉，就是变得越来越“小”——一个在土地面积上与中国相差无几的大洲，居然挤着近50个国家，而且它们还在不断的闹分裂，比如英国的苏格兰、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还有科索沃，德左等很多地区。正是因为这暗涌的潜流，导致欧洲各国到今天有点“各扫门前雪”的意思，当遇到危机，需要通力合作之时，便容易顾此失彼。

 

像面对新冠疫情，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这个七尺男儿，便数度哭泣。一哭求助左右邻居而不得最后只好向中国求助。现实深刻地教育了他，“欧洲团结是‘不存在’的，困难来临之时，唯一会向塞尔维亚伸出援助之手的只有中国。我们请求中国提供一切帮助。”中国则迅速担起了一个大国应有的责任。当中国援助到来时，他再次哭了。4月28日，塞尔维亚新增人数降为0，他的眼睛又湿润了。

 

更要命的是，尽管秉承希腊文明，讲理性讲思辩讲科学，但欧美文化中因不断的蛮族入侵而融入的游牧基因，往往会成为交往的障碍。它们在遇到问题时一开始会彬彬有礼，但随着行事的深入，冲突的加剧，就会回到单极思维，试图用强力去征服对方。近年来的大国冲突，也凸显出西方文明游牧文化中零和博弈、行事无边界所带来的困境。

 

所以，今天的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尽管有着巨大的不同，但是它们可以互补，而不是互害。对这个星球来说，如果文明的敌视少一点，理解多一点，一定是我们人类的福气。

 

而且，文明也需要这样来做，因为我们还有共同的敌人——病毒以及各种公共危机，尤其是当我们跳出这个星球面向整个宇宙时，便会深刻地领悟到，我们其实就是命运共同体。http://www.dashoubi.org/news/shwx/1384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