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当代读书人，如果他的头脑是比较清醒的，就会对当下的诸多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是，他却未必有证明和言说这些判断的欲望。因此，当下中国的读书人不少，思想者却不多，艾云的《寻找失踪者》多少对这种现象有所隐喻。读完这部书，感觉艾云是一个真正的思想者。正如她自己承认的那样，她是个有思想癖的人。我甚至觉得她不是在面对生活，而是在面对问题，因为作为一个作家，她并不热衷于运用纯粹的审美话语去描绘生活图景，却喜欢围绕种种问题进行理性的推导和分析。她的这本书，描述了现代思想的种种踪迹，包括那种著名思想家的，也包括她自己的；同时也勾画出思想者的身影，同样既有那些思想家的，也有她自己的。
艾云所思考的问题，其份量有些令人吃惊。基于个人自由伦理观念的自我发展问题；与女性主义立场有关又绝不限于女性主义惯常思路的“现代性语境中的性态”问题；知识分子的认知限度问题；历史决定论及其幻灭问题；体制与公民的身份与意识问题；“思”本身及思想者的命运问题；阿隆与萨特论争的孰是孰非问题；俄国知识分子精神气质及命运问题；审美的诗性与常识的非诗性的对立问题……这些问题硕大而且沉重，一般读书人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发几句不负责任的牢骚，艾云却从容地将它们一一承揽下来，放在自己肩上，这种勇气实在值得赞叹。
在当下这个物欲暴涨、心态浮躁的时代，文人的写作往往不是浅尝辄止，就是牢骚太盛，还有的干脆就是卖弄才学，难得看到《寻找失踪者》这样沉静、深邃、细密、从容的写作。艾云读过很多书，柏拉图、康德、洪堡、韦伯、哈耶克、福柯、波普尔、哈贝马斯、伯尔曼……这些思想界的大师常常给她启发和灵感。艾云意识到，书读得再多，“倘若没有中国当下问题做背景，就只能是掉书袋”，所以，她所做的绝不仅仅是引用这些大师的言语来装潢自己，而是围绕种种困扰自己的问题借助这些大师的见解潜心思索。“一个人想要思想，谁也阻止不了，他不这样，会食不甘味，寐不暖席”，这是她对自己的真实写照。一旦有了自己的见解，她会变得很坚定，即使上述那些大师的见解，她也并不一味赞同，因此，书中有不少与大师的对话，甚至对大师的观点有所质疑的地方。
凡是真正的学者，在赤诚的心态之外必然表现出性格的率真。艾云在书中发表的一些见解，锋芒毕露，堪称犀利。她指出，在为穷人谋利的道德幌子之下，暴力行使者用“物质的许诺”来欺骗人们，“却用精神的庄严感镶嵌”，于是“在为穷人的名义下，多少血腥罪行横行无忌”，而暴力者“从来都是振振有词：我这是为你许诺幸福，你怎么这么不领情！”据此艾云概括道：“乌托邦工程的道德基础正在这里”。对于知识分子先天的不足，艾云揭露的毫不客气，她认为知识分子的主导立场是“反市场”，这些人往往“不承认自己的有限和无知，只相信自己是有迷人智力结构的人”，“他们往往容易‘我控诉’，而难以做到‘我忏悔’。……善于谈论他者的罪恶，而不习惯于正视自己的原罪。”对于自己的同行文学家，艾云也没有多少恭维，她指出“文学家多是些不懂经济的人，但他们却总以道德优越感攻击诸如利益、利润、财富等问题。”不得不说，在这些锋利的批判面前，我们感受到一个思想者的无畏精神和强大力量。
坚定与锋利并不同于强势，不同于姿态上的咄咄逼人。相反，艾云的写作沉静温和，不事张扬，她不屑于用一些大词壮语装扮自己，在大多数文字中，她甚至有些“低调”。例如，她说“我是一个被虚无感笼罩的人，不相信文字可以不朽，不相信人借文字可以青史留名”，“我们担不起永恒，那只是神的使命”。她说自己写的是“体己的小文字”，在这样的写作中自己“才感到快活和惬意”。艾云的可贵的本真在于，她从不把自己放在智者的地位从而采用居高临下的姿态试图对芸芸众生展开启蒙，要知道，这种姿态是许多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的通病。她不去抢占一个制高点，然后俯下身来对百姓进行道德训诫，也不以上帝的口吻为人许诺幸福指点迷津。这样的写作性格，或许就是她被“严重忽视”的原因。
编辑：DEF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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