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春夏之交，作为外审专家，我收到了四川大学研究生院寄来的几篇博士学位论文。《民间表达：中国当代微电影研究》就是其中一篇；出于保密原因，我不知道论文的作者是孙婧；但读过之后，我的反馈意见是“优秀”。
说实话，尽管我的专业是电影研究，但毕竟集中在电影史的理论与实践，尤其聚焦于中国早期电影史；对于刚刚兴起的“微电影”，还是缺乏必要的知识和准备。记得在此之前，只在2011年11月26日，勉强应《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之约，发表过有关“新媒体电影”的只言片语：“作为一个正在生成中的概念，目前学界对‘新媒体电影’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但界定它还为时尚早。在我看来，‘新媒体电影’最重要的特征是与网络平台及其特定受众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介于传统电影与网络视频之间的新生事物，比传统电影更具灵活性和草根性，但比视频短片更专业、更有理想和抱负。‘新媒体电影’将为更多有志于电影和影像的个体提供表达自己和成就自己的机会，也将为网络受众带来新的内容。‘新媒体电影’顺应了网络时代的发展趋势，也会改变中国电影的生产与传播格局。”
到孙婧的博士论文完成之际，以《老男孩》、“11度青春电影行动”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批“新媒体电影”，已经被正式命名为“微电影”，不仅得到了“结构性社会认可”，而且成为跨界研究中引人注目的学术领域。就我个人的判断，这本专著，便是迄今为止有关“微电影”的最具敏锐感觉和问题意识、也最有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之一。
其实，当年收到孙婧博士学位论文的第一印象，还是比较糟糕的。在我这种主要研究“历史”的学者眼中，刚刚兴起的“微电影”，应该是没有办法也并不值得花费太大气力予以观照；尤其，如果以一篇博士学位论文的篇幅来展开，就更是小题大做甚至太过冒险的行为了。但当我翻开论文，很快就改变了“成见”。我是没有想到，关于微电影，竟然可以想得这么多，写得这么精彩。
四年一晃就过去了，孙婧也成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限于时间关系，对于微电影，我还是看得很少，仍然没有研究；但孙婧找到了我，嘱我为她的大作写序。这当然是难得的荣幸，可也真的难倒了我。因为我早就意识到，孙婧的研究虽然是谁都知道的“微电影”，却不是谁都能懂的学术话语。要对得住孙婧的理论潜质、独特情怀和研究才华，我还必须逐字逐句地阅读，一部一部地观摩，然后认认真真地思考。这就是为什么，写这篇序言会断断续续地拖延了超过半年的时间，也不知道等着拙序的孙婧和出版编辑，到底会怀着怎样焦虑不堪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
好在终于读完了20多万字的原文，也看完了文中所提的100多部“微电影”，终于可以不用愧疚地表示，能够体会到孙婧在这本书中想要表达的观点，也比较清楚这部著作在当下的价值和创见，更明白不可避免都会存在的不足和遗憾。
在我看来，《当代文化生产中的微电影研究》（即将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最重要的特点，是以极其严肃的学术姿态和颇为深广的人文关怀，在跨学科的研究视域中，积极敞向多元理论和多种方法，致力于厘定概念和边界，抓住主流和主旨，反思现象和问题，最终导向交往运作和主体建构。应该说，作为一部从博士学位论文衍生而来的学术专著，能够在理论和方法上达到如此高度的自觉，实在是令人相当惊喜的。
孙婧的学术自觉，在给“微电影”下定义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克服学术偏狭，走出“视频短片”“网络视频”“新媒体电影”“草根视频”“短片电影”“短电影”“微视频”和“微电影”等大量概念和无数文本编织而成的纷乱现象和话语迷宫，回答何谓“微电影”并梳理“微电影”的现实存在和学理逻辑，孙婧耗费了不少笔墨，可谓小心谨慎、殚精竭虑。值得注意的是，在比较“微电影”与“中国当代短片”之后，她还是非常果断地以“独立的艺术形式”、“自主的民间表达”和“开放的文化公共性”肯定了“微电影”的核心价值，并将其与传统电影和当代短片明确地区分开来。
同样，为了进一步将“微电影”与传统电影、广告片、宣传片和草根视频、拍客视频等进行区分，孙婧还明确地站在电影艺术专业主义与电影美学自主性的立场上，讨论并肯定了“微电影”的专业化制作路线、介入社会议题的生动活力与建构公共空间的重要意义，对“微电影”打破传统电影约束和桎梏的影像系统，以及恰当契合新媒体时代的影像精神予以高度评价，还在自我主体建构与交往运作的前提下，大胆地提出了“微电影共同体”的想象与创建。在孙婧看来，所谓中国当代微电影的民间表达，不仅是在抵抗体制收编与商业诱惑的过程中，对电影的独立制作与草根写作的反思，而且是在弥合精英思维与大众文化的裂隙时，对电影的艺术性与商业性的摆渡；除此之外，还通过真实与虚拟的同构以及多元主体的民间立场，来实现中国电影交互式生产与接受的功能性，在对公共事件与社会权力场的介入和干预中，以拒绝失语的方式完成对权力本身的超越。
基于对“微电影”不无偏爱的阐释和期待，以及对“微电影共同体”颇有信心的想象与创建，孙婧将“微电影”置放在电影生态里的一个独立、自主而又开放、有效的中间环节，无疑是极大地提升了“微电影”的精神文化地位和艺术美学价值；在其重点例举的一些微电影如《微博有鬼之系列》、小悦悦系列微电影以及《老男孩》《行者》《特殊服务》和《交易》等作品中，“微电影”的小屏幕美学、民间表达和社会责任、主体建构确实令人感佩，但也毋庸讳言，“微电影”中的大部分，其实是并没有如愿显现出“电影艺术专业主义”的平庸之作；即便“微电影”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在精神走向、文化蕴含、技艺探索以及社会影响、经济效益和国际传播等方面，也没有真正超出影院电影和电影长片。如果说，按孙婧的观点，互联网及网生代的出现，本来就意味着中国当代电影“后影院时代”的来临，那么，微电影及微电影共同体的吁求，是否真能让电脑和手机终端的受众最终远离电影院，却始终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值得提出来的问题还有：文学与文艺美学的教育背景和学术理路，让孙婧拥有相对深广的理论资源和流畅准确的表达能力，使其在谢尔盖·爱森斯坦的蒙太奇、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于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曼纽尔·卡斯特的网络社会、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以及斯图尔特·霍尔的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学场与自由交流等话语体系中上下转换、左右逢源，但却在具体分析和深入探究微电影的过程中，无暇顾及或较难深入更加丰富、复杂以至布满矛盾、问题丛生的中国社会、文本现实及其受众心理；而在面对微电影的“电影语言”时，尽管颇有值得赞赏的镜头、画面和叙事、表演等分析，但其依凭和引述的主要论著，大多停留在以胶片生产和影院接受为中心的经典电影理论框架，这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著述本身的观点和结论。事实上，对于微电影在固定机位、小景别和质朴表演、“点”叙事等方面的“影像展示”，及其建构的“民间性电影美学”，我一直是有所疑惑的。
但无论如何，通过这本著作，孙婧已经出色地完成了有关“微电影”的学术化工程。相信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无论是谁，再也不可能忽视孙婧的努力和创见了。
2018年1月30日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