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网络文学成为大众最主要的读物时，主流理论界要么“斥为邪说”，要么装作“不屑辩”，让它“自生自灭” ——对这样的态度，传统文学是不陌生的，因为百年前它们就曾身受过。
网络文学频遭诟病的文学性差的问题，本身并不是文学本身的问题，而是网络技术推动下的消费行为影响的结果。这正是理论应该着力之处。
最近微信圈子里翻出了北京大学副教授邵燕君201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辛辛苦苦一百年，一夜回到五四前——网络时代“新文学”的尴尬命运》，但旧文也得到众多转发和“点赞”。在浩如烟海的社科论文库中，一发表即成“僵尸文”的现象几为常态，邵燕君这篇文章借助网络“死而复活”的传播个案，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网络文学理论研究的现状：大部分关于网络文学研究的文章至今还要从概念、范围、对象、特征、地位等最基本的问题谈起，可见当下的理论仍然处在建立常识的阶段。甚至我们对网络文学的作者和作品规模都不清楚，直到今年才搞出一套“摸底调查”的成果，来给予其一个“定量”的阶段性总结，而对于“定性”的研判，从网络文学诞生那天起，就一直争议到今天。争论了近20年，研究对象是什么还没搞清楚，可见理论迟滞到了何种程度。或许可以用“网络文学是复杂的”这样一个简单陈述“一言以蔽之”，但在这当中一定也出现了什么问题。
邵燕君的文章系统地论述了网络时代精英审美倡导的“新文学”怎样一步步丧失了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从而对新生的网络文学力量给予了重要估价，这勾起了我对“新文学”是如何在与“旧文学”的斗争中获得这种“领导权”的反思，进而理解了当前网络文学特别是理论研究的窘境。
文学不是确定性的、可以定量的科学，但是“新文学”却有公认的、准确的起源节点，“新文学”起源于1916年胡适提出、1917年公开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以“八事”为宗旨发布文学革命的宣言书，随后的1918年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狂人日记》。这种起源无疑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之前经过了循序渐进的条件准备，胡适他们只不过是集大成者。按理说，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必然遭到旧势力的围追堵截，但是，“新文学”却有些反常。刘炎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论证史》中说：“胡适、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之初，社会反响并不强烈。反对文学革命的固然大有人在，但公开发表文章反对的人却并不多见。”这些“不多见”的人中有林纾、俞颂华等。为什么会“不多见”呢？奥妙正在前期的“条件准备”之中，胡适在《1917 - 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详细分析了桐城派古文复兴以来的文体兴衰，指出最终的结局是“古文家力求应用，想用古文来译学术书，译小说，想用古文来说理论证，然而都失败了”。胡适略带悲凉地指陈这种失败的原因：“所以严复林纾梁启超章炳麟章士钊诸人都还不肯抛弃那种完全为绝少数人赏玩的文学工具，都还妄想用那种久已僵死的文字来做一个新时代达意表情说理的工具。他们都有革新国家社会的热心，都想把他们的话说给多数人听。可是他们都不懂得为什么多数人不能读他们的书，听他们的话！”说穿了，就是新时代来临之际，旧文学没有了读者。纵然这样，几千年绵延而来的旧文学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所以刘炎生又说：“当时的封建守旧文人大都是反对文学革命的，‘斥为邪说’，但装出‘不屑辩’的样子，抱着一种让它‘自生自灭’的态度。” ——原来不是不反对，而是不屑一顾。于是我们得见，旧文学在基础上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旧文人对新事物表达了蔑视的轻慢，直至“新文学”势力坐大，以博取大众的喜悦而为旧文学掘好了坟墓。
编辑：DEF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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