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西安市委常委、副市长）
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是文学的双轮或双翼，任何时代、国家、地区的文学繁荣都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陕西是公认的文学大省，陕西文学的地位既是由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一代代陕西文学大家的创作所奠定的，也是由成就辉煌的陕西文学批评所造就的。陕西文学批评有着很好的传统，不仅拥有王愚、李星、肖云儒、畅广元、何西来、阎纲、周明、白烨、白描、李炳银等为代表的一批重量级的文学评论家，而且还有着已创刊30年的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具有重要地位的评论阵地《小说评论》，因而，陕派文学批评的批评风格、话语权和影响力都令人瞩目。然而，新世纪以来，受影视、互联网、大众文化等的冲击，文学的生产和传播开始出现变化，文学地位下降，陕西文学和全国文学一样也面临着新的考验和挑战：一是因网络和新媒体的发展，文学作品的数量出现了巨大的膨胀式的增加，但读者的文学阅读热情却呈现下降趋势，大量作品因阅读危机而无人问津；二是电子化等文学阅读方式改写和冲击着读者的审美经验，对当代文学的认识、判断和评价出现了某种危机。面对新的挑战，面对不断更新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文学批评迫切需要及时调整并“有所作为”，批评界需要进行“革命性”的反省与思考。
首先，文学批评需要对其功能有重新的定位与认识。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它最大的功能仍然是对一个时代文学价值的正面发现和阐释。批评应行使的使命，是要知道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价值在哪里，要把这种价值发现出来、阐释出来。衡量一个批评家是否优秀，通常看他两方面的能力：一是理论创新能力；一是对文学作品的领悟、阐释能力。就前者而言，文学批评家熟悉和掌握各种文学理论，不仅仅为了获得一种“武器”，更是为了提升批评家的文学修养，是为了理论素质的提高、理论思维的培养和批评方法的更新，它应当有助于批评家文学阐释力和审美判断力的提升，而不是以批评家文本解读能力的牺牲为代价。好的批评家，应该从文本研究出发，发现、总结、升华出理论品质、理论内涵。这才是文学批评的创造力和创新性的体现。就后者而言，批评家对于文学作品的领悟、理解与阐释能力永远是最重要、最核心的能力。对于文本的选择过程其实就是文学批评的发生与展开过程。一方面，文本的意义不是敞开、透明、一次性呈现的，文本的意义是需要不断被发现、被阐释、被赋予的，文本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文本意义的“开发”过程与“增殖”过程。另一方面，文本本身是动态的，未完成的，不断丰富的，它需要文本研究的追踪来把它们“经典化”。面对汹涌而来的新文本，批评家是否足够敏感、足够有耐力与毅力，可以说是检验批评家能力的试金石。但遗憾的是，文本研究已经成了当今批评界最大的软肋。正由于没有文本阅读量作基础，批评家已经失去了在批评对象面前的主动权，只能听命于“媒体”或某种权威的声音。批评在文本研究上的“不作为”，某种意义上不仅不能够为文学史提供帮助，反而造成了对文学文本的遮蔽，它使得许多重要文本被时代的浮华之声吞没，难以呈现。
其次，文学批评需要对自身的伦理危机有足够的警惕。一是文学批评家的代言人意识取代了个人意识。今天的文学批评家常常把自己打扮成公共的知识者、公共的批评家，忽略或掩盖了自己作为一个读者的真实文学感受。因此，文学批评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个体的审美体温，变成了冷冰冰的新闻发言人和法官式代言人，就没有了感染力，没有了可信性。二是畸形的社会文化心理进入文学批评话语领域，造成了对文学批评话语和对文学批评本身的扭曲。鲁迅曾说：“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的文学批评对同代人采取的是一种非常苛刻甚至残忍的态度，从而造成文学批评话语的扭曲。在畸形文化心理绑架之下，讲真话变成了否定当代作家、当代文学的话语行为，否定当代作家被“正义化”、“崇高化”，被视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标志。而另一方面，如果谁敢于正面肯定当代文学、当代作家就会被视为讲假话、没操守。这正是批评伦理的一种扭曲。三是文学批评的伦理化和道德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批评家越来越轻视文学的审美分析而热衷道德分析。很多批评家热衷的是站在一个伦理道德的制高点上，对作家进行审判、全盘否定。我们应该对道德化或者说道德优越感保持足够的警惕。批评作家应该有对作家的善意、对作家劳动的基本尊重。文学批评伦理化和道德化还有一种表现形式，那就是以“现实”分析取代“文学”分析，以对文学作品所描写“现实”的价值取代“文学”本身的价值。有些批评对某些作品中特定的现实性题材比如说“拆迁”、“农民工”、“上访”等等价值的肯定作为文学价值的全部，完全忽略了对于文学性本身的分析。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买椟还珠，是值得警惕的题材决定论和生活等级论的复活。
编辑：DEF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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