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使用至今的自源、表意文字。甲骨文作为汉字的早期形态，不仅是汉字衍生的原始模型，对研究潜藏其中的华夏文明的意象思维、审美意识也意义非凡。而在今天，甲骨文虽已退出历史舞台，它对汉字圈的现代字体设计乃至整个现代设计的影响却不可小觑。
为此，《中国艺术》杂志特别策划“甲骨文与现代设计”专题，邀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楠教授作为学术主持，与国内外甲骨文研究领域的几位重量级学者和设计师对谈。让我们来听听余秉楠教授讲述被德国人称作“中国字体”的友谊体背后的故事。
余秉楠，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平面设计家、设计教育家
余秉楠是亚洲地区获得德国“古登堡”终身成就奖的第一人，国际平面设计师联盟（AGI）的首位华人会员，以及国际平面设计社团协会（Icograda）的第一位华人副主席，为中国现当代艺术设计与教育事业的国际化做出了杰出贡献。
陈楠（以下简称“陈”）：以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古文字对今天的生活和汉字字体设计有什么影响与实际意义？在甲骨文的研究与创作中，不难发现，今天的汉字其实在某些部首、笔画中还保留着甲骨文时代无形的影子，如“日”“月”“山”“水”，这是否对图形创意标志设计等相关的美术字设计有很大启发？
余秉楠（以下简称“余”）：虽然甲骨文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实用性并不强，但作为人文科学研究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普通人不能识别甲骨文，所以单纯地对甲骨文做简单的装饰、美化设计的意义是不大的。
《美术字》 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
《美术字》一书是在1980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我在开篇就讲到汉字字体，了解、学习字体设计的历史源流是很重要的。我的海报设计《家》中就运用了汉字“家”的不同时代的字体构成，其中就有甲骨文。学生、设计师不管是课上研究还是创作，对甲骨文都要有所了解，因为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字体了。在六七千年前的陶器上就有文字符号出现，但数量极少，而甲骨文可以成文，是相对成熟的语言文字体系。现在懂得篆书的人也能了解、识别一些甲骨文。在美术字的创意设计中确实可以利用甲骨文等大篆文字的图形意象特点作为变形、创新的源泉。
《家》海报 1995
陈：20世纪50年代，您赴德国学习字体设计、书籍设计，是新中国第一批出国留学的设计人才。请为我们谈谈那时的情况。
余：1956年，我23岁，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留学生被派往民主德国的莱比锡平面设计与书籍艺术大学深造，度过了6年的学习生涯。当时国内开始了新中国的汉字简化、建立汉语拼音系统的文字改革。1959年，时任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沃访华并与周总理会晤。周总理提出，希望民主德国为中国培养一位能够设计拉丁字母印刷体的中国留学生。后来格罗提沃将这一任务交给了阿尔伯特·卡伯尔教授，也就是我的导师。导师一开始并没有向我明说，而是有意识地在这方面培养我，要求我设计一套能满足多种用途的拉丁字母印刷体。为此，我还自制了书写工具，经过无数次的书写练习和研究探讨，通过对笔施加一定力道的按压，借鉴了中国书法和传统图案纹样的特点，约在1959年，我设计完成了拉丁字母印刷体——友谊体。
友谊体 1959
1960年，这套字体各细部均趋成熟，并被使用印刷了《毛主席诗词》，有汉语拼音和德文两个版本，并与书法的原文相对应。这套字体获得了“德国当代最佳印刷字体奖”，后来在德国的应用中被称为“中国字体”。1963年，“友谊体”的铜模和铅字被德方作为国礼赠送给我国文化部，那时我已回国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一年了。2012年9月，经历了21次校稿之后，“友谊体”终于又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这是第一套由中国人设计完成的拉丁字母印刷体，对我个人和国家来说都是意义非凡。
用友谊体印刷的《毛主席诗词》
陈：根据您的学习和经历，我很好奇西方国家是如何学习字体设计的，特别是对古文字的学习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是怎样的。
余：在德国，必须学习字体的历史，“古罗马字体”是标志性的学习对象，是古代字体中成熟的字体。它是由古埃及象形字到古希腊文一步步发展而来的，一直沿用至今。关于文字的装饰主要是在宗教、文化艺术中传承下来。中世纪的字体装饰性很强，古登堡的印刷术推行以后，保持了装饰性的宗教文化，也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传承。
文字历史方面的理论课程也是必修的，但讲得不多，而是要求自己去阅读大量文献和临摹指定字体。大概的学习步骤是：第一步，学习字体的基本结构，采用黑体即直线体，还要学习比例构图等。第二步，临摹“罗马大写体”(Imperial Capitals,也称帝国大写体、古罗马体)。其实在欧洲，除了在美院的专业教学中要临摹“罗马大写体”外，小学生也要临摹，这就跟我国的小学生在描红本上临摹大楷的作用是一样的。“罗马大写体”是古罗马时期用来记录重大事件的字体，是帝国权威的象征。意大利古罗马广场上的图拉真胜利纪念柱(Colonna Traiana)碑文是目前世界上最成熟和典雅端庄的“罗马大写体”范例。第三步，分阶段地学习更多的字体，如法国卡洛琳小写体(Carolingian Minuscule Style)是最成熟和优美的小写字体。其他的拉丁字体几乎都是从这两种最经典的字体变化而来的。
陈：古罗马体的几何结构是当年就是按此设计的，还是后人研究的？
余：应该是后来研究的成果，代表人物是达·芬奇。他的《维特鲁威人》(Vitruvian Man,1490)就是代表作品。数学家卢卡·帕西奥利(Luca Pacioli)是达·芬奇的数学老师，《维特鲁威人》就是他为帕西奥利的著作《完美的比例》所作。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把对完美比例的追求扩展到了字体领域中。
陈：在字体设计教学中，古文字学习的意义与价值在哪里？您觉得西方字体设计从学习临摹古文字入手的学习方法是否适用于中国汉字设计教学？许多今天的设计师认为创作字体设计不需要学习书法，不会写字但用电脑、尺规做就可以，也听到一些日本设计师前辈抱怨日本现代年轻设计师胡乱变形汉字的现象，您怎么看？
余：无论是字体形式审美的提升，还是字体创意所体现的文化内涵，我们都需要更深入地了解汉字设计的发展历史与脉络关系，每一种字体的外形都与它的历史发展联系在一起，汉字演进的历史为现代字体设计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养料。形体美观的文字具有艺术感染力，借由字体本身的巧妙构思加强了传情表达的功能。世界各地的文字都是记录语言发音的符号，由声生义。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汉字兼有图形和语音两个功能，由形生义。汉字的奥妙潜藏在其形体之中。
辞书体 1963
汉字借由象形、指事、转注、会意、形声、假借等“六书”文字的构成原理，加上篆、隶、楷、行、草、宋、黑、繁、简等书体变化和字体差异，不仅提供了造型艺术的资源宝藏，更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涵。象形文字在视觉语言中具有强大的识别性和艺术感染力，把传统汉字与现代设计相结合，无疑会成为视觉艺术表现形式中的亮点。
中国的美术学院的设计教学过去是以图案教学为主，由于专业细分，字体设计的课量很少，重视程度是不够的，并且普遍认为字体设计是包装设计的品牌名、标志等设计形式的附属。反观我在德国学习书籍设计时，文字则是教学的重点，下的功夫很大。1986年，我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字体教学中，将原来只有两周的字体设计课程扩展成分阶段的八周，增加了拉丁字母设计的课程，毕业创作中也必须有字体设计的部分，培养出不少字体设计的高手。就像你说的，别的老师和学生设计字体时是用尺子、圆规画出来的，而我是要把每个字写出来，再用白粉修正、整理成印刷字体。
方正秉楠辞书体 2015
1963年，余秉楠在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工作期间，为《辞海》专门设计了一款拉丁文字体。该字体是新中国生产的第一套拉丁字母印刷活字。该字体由方正电子进行数字化，以“方正秉楠辞书体”的新面貌正式面世。
陈：如果说您认为拉丁字的学习与创作应该先手写出来再整理成印刷字体，那么汉字设计是否也同此理，应先写而不是直接用电脑、尺规工具画？
余：我是这样做的，其实都是从写开始。我们现在模仿日本字体，而日本的明朝体、清朝体是从整理中国明朝、清朝的刻板书画出来的，还有更早的宋版书，它们都是书法家先写在木板上再由雕刻工人精细雕刻的。写是很重要的，画出来的比较呆板，也缺乏源流，失去了书法特有的韵味。我所设计的“圆宋体”已经可以下载使用，就是用笔写出来的，有趣的是这种中文字体没有用毛笔写，而是用的马克笔手写再用白粉修正。而当年获得古登堡奖的拉丁字体“友谊体”反而是用中国毛笔写成的，但用的是一种我自己改造的毛笔，将笔毛拔掉，再用刀把笔杆削尖。中国毛笔的弹性自如是这种字体设计的特殊之处，不像钢笔那么硬，有更多的变化。
“友谊体”之所以能在1989年获得古登堡奖，我想是因为西方人从来没有这样的写法。其书写的原理一样，但是书写工具的质地不同，这是手写的功夫与工具创新的结合，是东方和西方的融会，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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