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克琦按：丹道仙学至于两宋间，派分南北二宗。元朝以后，南、北（全真道）二宗，经过较长时期的认同，逐渐产生合并二宗的要求。元代中期以后，二宗合并的条件业已成熟。期间最著名的两位推动者，一位是李道纯，另一位就是上阳子陈致虚。
陈致虚（1290～？），元代著名内丹家。字观吾，号上阳子，江右庐陵（今江西吉安市）人。生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庚寅，卒年不详，据传得仙而去。早年慕玄好道，博通群籍。天历二年（1329），遇赵友钦（字缘督）于湖南衡阳，受传金丹正道。其后，又遇青城老仙亲传，授以“先天一气、坎月离日金丹之旨，抽添运用火候之秘”。考赵友钦系北宗正脉，而青城老师当系为南派嫡传。故上阳子精通南北丹法，能合流南北二宗，传道甚广，对后世丹家影响至深。在内丹理论的构建上，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巨擘，堪称《悟真篇》后丹道理论缔造第一人。著有《金丹大要》、《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注》、《参同契分章注》、《悟真篇注》等行于世，被后世丹家所推崇，成为元代最著名的内丹理论家。
陈致虚著作文集
——《金丹秘要》
现有少量正版存书，转让价180元/套
整理说明
一、《金丹大要》
《金丹大要》十卷，题名上阳子陈致虚撰，是其最重要的一部代表作。
明《正统道藏》本，其太玄部收录《上阳子金丹大要》十六卷、《上阳子金丹大要图》一卷、《上阳子金丹大要列仙志誌》一卷、《上阳子金丹大要仙派》一卷。见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和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道藏》第二十四册（1—79页）。本书以此为底本录入。
《道书全集》本，十卷，收录自《海王邨古籍丛刊·道书全集》（4—116页）。黄山书社出版《三洞拾遗》第十九册收录有《道书全集选刊》，题“阎鹤洲辑”，标注所据版本为“万历十九年金陵阎氏刊本”，核对版本，当与《海王邨古籍丛刊》本系同一刊本。该本《金丹大要》十卷，当系翻刻“明嘉靖十七年周藩”《金丹正理大全》而成。
此次主要依据陈致虚《金丹大要》序及明素蟾、欧阳天璹序所叙十卷本之说和指明的各卷内容，参考《金丹正理大全》和《道书全集》十卷本，确定为十卷本。
二、《悟真篇三注》
《悟真篇三注》，三卷，旧题名薛道光、陈上阳、陆墅注解。《悟真篇》注最早号称为薛道光注，实系后人节录删改翁葆光注解而成，非有所谓薛注存在。陆墅，又称子野真人，生卒不详，其注解《悟真篇》约在宋末元初。其注解言简意赅。三家之注解，所谓薛注，即同翁注，其丹法要旨在龙虎并用；陆注则直指人元丹法，颇多精义；陈上阳注，以会通南北丹法，务必以南派为皈依。
三、《周易参同契分章注》
《周易参同契分章注》三卷，元陈致虚注。本书以傅金铨道光二十一年新刊星霁堂藏板《顶批上阳子原注参同契》为底本，同时参考了巴蜀书社出版的《藏外道书》第11册影印本，简称“藏外本”。
四、《无量度人经注》
《无量度人经注》，全称《太上洞玄灵宝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注解》，题名“上阳子陈观吾注”，三卷。
五、《仙佛同源》
《仙佛同源》，题名“缘督子赵友钦撰”。赵友钦，或名敬，字子恭，号缘督，宋末元初鄱阳人。系宋室汉王十二世孙，宋灭亡后，为避免受到元室的迫害，浪迹江湖，隐逸道家。缘督长于历法、数算、尤精天文，是我国古代卓越的科学家，在天文学、数学和光学等方面均有成就。曾筑观星台于鸡鸣山，从事研究著述，所著《革象新书》5卷即其观测实践，参核前人之说深思推究而成。所发现小孔成象的原理比物理天文学家伽里略之研究早200年，为《四库全书》收录。提要谓其“覃思推究，颇亦发前发所未发，于今法为疏。于古法为密。在元以前谈于诸家，犹为有心得者”。另外注《周易》数万言，于道家著有《仙佛同源》、《金丹难问》等书。
因陈致虚在《金丹大要》书中屡言《仙佛同源》、《金丹难问》二书，可知其颇为重视。可惜《金丹难问》一书，寻之未得。故仅将《仙佛同源》收录本书之中，排列在《金丹大要》之后，以羽翼《大要》之说。
周冶：上阳子陈致虚徒裔丛考
提要：上阳子陈致虚是元代中后期著名内丹家，一生不遗余力地推传阴阳双修丹道，其途径有二：一为著述，二为授徒。据其自述，到1330年代，已收授徒裔百余人。本文以《金丹大要》卷6为基本材料，结合史籍文献，对以往学者较少论及的8位陈氏徒裔进行考述，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分析。
主题词：陈致虚;王舜民;周草窗;张士弘;韩国仪
原文载于《宗教学研究》2019年第４期，
文章内容有删节
蒙元幅员空前辽阔,境内族群众多,文化复杂,统治者尊重各族之本俗,施行多元文化及多元宗教的政策,各种宗教兼蓄并用。就道教而言,各派皆得到较好的发展,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出现兴盛繁荣的景况。其中,李珏—陈致虚一系传承阴阳双修的丹道派别,就现存文献来看,也逐渐转变秘传形式而采取著述结合公开推传的方式,尤以上阳子陈致虚(1290—?)为甚。
陈致虚自述:“仆自获遇至人盟授大道,即欲图就所事,而以功缘未立,用是求诸仙经,搜奇摭粹,作成《金丹大要》。书成之后,不恤起处,每过名山及诸城邑,随方作缘,低首下心,开导世人,诱进此道。”除了《金丹大要》以外,现存陈氏著述尚有《度人经注》《悟真篇注》《周易参同契分章注》等。他又在为乃师赵友钦《仙佛同源》付梓所作序言中透露,当时他已授徒“百有余人”。《金丹大要》卷6收录陈氏因弟子而作的短文21篇,涉及22人,这成为学者们开展相关考述的基础,也是本文所依据的基本资料。
笔者所见历来涉及陈致虚徒裔的撰述,有介绍,有考证。前者最早从明代王圻《续文献通考》始,其《仙释考》即据《金丹大要》摘编此22人简介。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复从《续文献通考》抄录14人。胡孚琛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为其中13人撰写词条,内容摘自《金丹大要》和《续文献通考》。何建明著《陈致虚学案》,较以上诸书更详细地引述《金丹大要》,对其中提及的陈氏弟子全部作了介绍,稍涉考证。总体来看,此类成果的局限在于仅仅依据《金丹大要》的记载,缺少其他文献的参证。当然,这也从侧面说明目前所能信据的资料还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后一类研究成果就显得难能可贵。这类成果是学者从其他研究角度切入的时候,牵涉到陈氏徒裔的考证。比如,张泽洪在研究西南少数民族与道教的关系时对陈氏大弟子田至斋的详细考证,刘固盛等研究湖北九宫山道教时对陈氏弟子车兰谷、明素蟾等九宫山御制派道士的考证。此类成果引证较前者丰富,且能旁证《金丹大要》载录的诸人资料并非虚造,但是因论域所限,自不能兼及陈氏的其他弟子。笔者不揣浅陋,拟搜摭史料,对以往学者较少论及的8位陈氏徒裔进行略为详尽的考述。
一、诸子考索
(一)王舜民
王舜民,号初阳子。陈致虚《与初阳子王冰田》云:“乙亥(1335)冬,会湓江任所,一揖次若久要,握手论心,略无宦况。仆睹其气宇高迈,骨相合仙,因缘相逢,求我丹道。遂用盟天,以青城老师金鼎火符之秘次第授之也。”又云:“今初阳子行年五十逾二,而闻金丹久视之道,……”则王舜民生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此子后来成为陈致虚传教的得力干将,陈致虚《金丹大要》、赵友钦《仙佛同源》的刊刻流布皆赖其力。
《道藏》本《金丹大要》欧阳天璹序云:“茗漕冰田王公,吏隐仙材,夙深丹契。”“茗漕”,源出明成化间(1465—1487)涵蟾子编纂《金丹正理大全》的《金丹大要》诸版本作“若漕溪”。此于探明王舜民的身份大有关系,宜有所辨。首先,从现存版本来看,《道藏》本明显早于其他本子,于理应近真。其次,据笔者翻检,“漕溪”在正史地理志未见记载;于地方志虽然多见——比如,山西孝义县、安徽婺源县、四川叙永县、重庆忠县在历史上均有溪水称“漕溪”,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二十都、江西弋阳县、江西新昌县三都、湖南攸县东江乡有地名“漕溪”——但均为小水系或乡图之下的小地名,不甚符合古人以郡望、籍贯或实际居处的郡县冠于人名之前的称谓惯习,确实也并未在古籍中检得称“漕溪某某”之例。第三,南宋何耕(1127—1183)《录二叟语》云:“成都大都会,自尹而下,茗、漕二使者之治所在焉。”宋理宗时监察御史吴昌裔(1183—1240)上疏论救蜀四事,亦有云:“制、总两司之积荡于阆州,茗、漕帅司之藏截于广郡。”茗、漕分别指茶事司和转运司。二者虽未合为一词、专指一职,但在文词中对应于榷茶和转运是明确的。王禹偁(954—1001)撰《累赠太子洗马王府君墓志铭并序》云,王子舆字希孟,“国家以鹾茗漕运之务”付之。据王辟之(1031—?)《渑水燕谈录》卷5《官制》,其官称为“发运使兼制置茶盐”。《宋史》本传云:“子舆精于吏事,久掌茶盐漕运,周知利害,裁量经制,公私便之。”可见兼理榷茶与榷盐事可称“鹾茗漕运”“茶盐漕运”,则以“茗漕”指代榷茶于理可通。综上,笔者认为此处当从《道藏》本。在此基础上,同意曾传辉的解读,认为王舜民之职当与茶课和茶叶转运有关。
陈致虚《仙佛同源序》又说:“乙亥(1335)冬来九江(今江西九江市),揖初阳子王冰田于任所。”则其官署在九江。元代官署的具体位置,现暂无法考明。据嘉靖《江西通志·九江府·公署》:“批验茶引所,在府治西湓浦门外。”《钦定大清一统志·九江府》云:“湓水,在德化县(今江西九江市柴桑区)西一里。……东经府城下,又名湓浦港。”大概元明榷茶机构的官署没有多大移易,所以,前引《与初阳子王冰田》又称“会湓江任所”。
据《元史·食货志》,元政府于至元“十七年(1280),置榷茶都转运司于江州(即九江),总江淮、荆湖、福广之税”。后经文宗天历二年(1329)罢省,又于“元统元年(1333)十一月,复置湖广、江西榷茶都转运司”。所以,1335年王舜民当为江西榷茶都转运司的官吏。虞集(1272—1348)《榷茶运司记》云:
昔在世祖皇帝既一江南,至元十二年(1275)江州之人即献茶利。明年,收其征,入中统钞千余锭。……至于今六十年,而课赋之增乃至二十八万。其设官,则十七年(1280)始立江西等处榷茶都转运使司。二十五年(1288)去“榷茶”字,兼领宣课。二十八年(1291)复“榷茶”名官。所统出茶之地则江西、湖广、河南、江浙四行省之所部,而其治在江州。……天历诏书省运司,而以其事分属列郡,……元统二年(1334)复设运司于江州,总治之规率如故事,而用人益慎重矣。于是以托克托穆尔与薛公某为之使,万嘉纳为同知,魏君某为之副,某人为判官,其幕府则经历某、知事某、照磨某也。或以风宪清强之旧,或辍朝省侍从之贵,或以操守之素,或以材智之优,是以皆能清心而省事,奉法而循理,不亟不徐,有严有恕。
从内容来看,此文当作于1334年复设运司后不久,与陈致虚遇王舜民的时间很接近,估计那些虞集不知其名的低级官员或者吏员中就有王舜民。
茶课是中央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元代也不例外。不法官吏乘机中饱私囊,所谓“吏贴需求,各满所欲,方能给付据引。……又有分司官吏,到各处验户散据卖引。每引十张,除正纳官课一百二十五两外,又取要中统钞二十五两,名为搭头事例钱,以为分司官吏馈赆之资。提举司虽以榷茶为名,其实不能专散据卖引之任,不过为运司官吏营办资财而已”。所以虞集特别强调了运司官员的宦德,据陈致虚所说,王舜民正是清廉之人,其云:“初阳子王舜民,伟哉大丈夫也,出入仕途且三十年。仆闻之舜民之仕也,利不能移其心,困不能改其操,断然有守。凡所寓以‘冰田’自扁者,示无纤瑕小疵焉。”他高尚的操守,也是陈氏愿意授之以金丹大道的原因。
陈致虚传授王舜民丹道循序渐进,颇历时日,其云:1335年冬“首以炼己修心告之。明年(1336),授以明心见性之旨。察其信受超乎凡俗,复以金丹上乘之道晓之”。
(二)潘太初
潘太初,号一阳子。陈致虚《与一阳子潘太初》云:“比谒庐山太平宫,揖当代主人太初潘一阳,尘襟一见,欢如平生。”则潘氏为庐山太平兴国宫知宫。据陈致虚《金丹大要序》,其书成于至顺辛未(1331)。他又说,书成之后,引人入道,但在遇见潘太初之前,“四三年来”并未碰到“有大力量而精进者”。复据欧阳天璹《金丹大要序》云:“山中主席,太初提点,道林隆栋,静宇渊深,耽味重玄”,而《金丹大要》的刊刻乃由他和王舜民“首唱绣梓”。故陈致虚遇潘太初当早于天璹作序的1335年除月(十二月)。据《庐山太平兴国宫采访真君事实》,太平宫元初毁于兵燹,其云:“岁在旃蒙大渊献(即乙亥,1275),道院以兵燬。”此后,历代知宫不断修复,故陈致虚说潘太初“剸繁治剧,若不经心”。
今见王道渊《还真集》卷下有《赠一阳子》诗,云:“玄关窍里道含真,运用天机在一登。月照山头金虎啸,雷轰海底火龙升。三般大药抽添就,九转灵丹妙合凝。行满功圆神自化,玉清天上看飞腾。”考《还真集》张宇初(1361—1410)序,云其曾与王道渊“会于客邸,匆遽未遑尽究”,故序末云:“尚容招黄鹤凌空而下,相与共论乎湘滨岳渚之间,未晚也。是书于编首以俟。洪武壬申(1392)夏五月,嗣天师张宇初序。”则王道渊已逝于1392年以前。而且,王道渊自称“南昌修江混然子”。所以,王道渊在生活时代和活动地域上都与陈致虚、潘太初相近,此处的一阳子有可能是指潘太初。
(三)周允中
周允中,号谷阳子,于湖(今安徽当涂县)人。陈致虚云:“谷阳子者,于湖周氏子也。其字曰允中,故取义曰谷。其名曰一,取义曰阳。”则其名周一,允中其字。他“闻恶则思去,闻善则思为”,“然其与善人交则为君子,所交非友则为常人”,所以陈致虚“乃去其所短,匡其不及,遂将坎月离日刀圭之旨盟以授之。复深告之,戒之警之,使知勤行毋忽”。
周允中在甲戌(1334)秋与陈致虚初会于古渝(今重庆市),时“其行年甫留不惑”,则生于1295年左右。“越粤明年(1335),再会湓江,首言亲老累繁,弗果行愿,此行也,欲求善地以炼还丹”,陈致虚借机鼓励其及早修行。
元欧阳玄(1273—1357)所撰《圭斋文集》,据宋濂(1310—1381)序可知,收录的文章是“自辛卯(1351)至丁酉(1357)七年之间作尔”。其卷6《霞外庵记》云:“寿昌观周允中炼师作庵,名曰霞外,谒余文记之。”考此记前后数篇皆为庐陵、安成诸人而作,故寿昌观很可能也在这一地域。据康熙《安福县志》,“黄仁览,父辅,仕晋至御史。仁览为青州从事,娶旌阳令许逊女。从逊学道术,居清化乡洞阳山,后全家上升。山有升云台,唐大历(766—779)中为之立观,江南李主赐田以赡,今寿昌观是”。雍正《江西通志》云:“青华观,在庐陵县(今江西吉安县)南坊廓乡。元延祐(1314—1320)间,安成(今江西安福县)寿昌观道士张天全结宇于此。”则寿昌观果在安福县(安成)。综上,从欧阳玄作记的时间和寿昌观的地理位置来看,此观或即谷阳子周允中“求善地以炼还丹”之处。
(四)周草窗
周草窗,号全阳子,江西庐山道士。陈致虚云:“庐山有欧阳玉田、周草窗二子,皆尚操行而清高者。……草窗自幼而敏锐,习于程朱事业,持己以方正,为德先孝友,主乎忠信,立其敬义,可谓君子矣。衣冠不同于俗,尤善场屋之文,此其志有未艾。相逢湓江,一笑适契。”通过陈致虚的介绍,我们知道,周草窗素习理学,以此持身,衣冠异俗即已出家,但科举进取之心或仍未息。由于陈致虚传承的是阴阳双修丹法,自觉与玉田和草窗平素所习有抵触,所以他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灵活的传授方式。首先应机说法,使其“知性理之学,程朱未尝不究,今知其有未至者”,既肯定其理学修养,又略露玄秘。复云:“然二子素守如彼,若使陡闻至秘,宁免惊疑。予乃从容引喻,以渐为堤,又摘丹经中最警句而启之,复以正言而折其轻易、必其坚固、增其智慧。”然后以金丹之道授之。
这个周草窗,有学者以为即泗水潜夫周密(1232—1298)。周密虽号草窗,但从生活年代看不可能师从陈致虚(1290年出生)。今见元代张翥(1287—1368)《蜕庵集》卷4有《送草窗讲师周善京还九江太平宫》一诗,其云:“万叠匡庐紫翠开,太平宫馆即琼台。九天使者云间下,五柳先生社里来。杏树春阴浑满院,桂花凉露不盈杯。遥应鹤侣相望久,吹取楼头铁笛回。”则周草窗名周善京,为庐山太平兴国宫道士。元代另一文人成廷珪(1289—约1362),也作有《送周草窗尊师归庐山太平宫》《送周草窗归九江》二诗。可见,周善京或与同时代的文人多有交往。
(五)张毅夫
张毅夫,号回阳子。陈致虚云:“定斋张工部毅夫,游心高远,尚志清虚,见善勇为,推仁履义。居官三十年,未尝以贪枉欺其心。”看来也是个良宦。其自誓之词有曰:“窃位于朝,忝官三品。”查《元史·百官志》,则工部尚书秩正三品。所以,张毅夫当时居工部尚书职。陈致虚又云:“吾友初阳子观其德纯炁裕,举高尚之事以辟之。仆寓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定斋揖次,勇决求进。”陈氏“睹其语实情真,既又旬余,察必诚坚信悋”,乃授之。此子自谓“笃志斯事,未遇明师”,受道时“行年五十七岁”。
今见胡助(1278—1355)《纯白斋类稿》收有《贺张毅夫右司燕集》,许有壬(1287—1364)《至正集》收有《题张毅夫右司所藏捕鱼图用胡紫山韵二首》,则张毅夫又曾官右司郎中,秩正五品。又据揭傒斯(1274—1344)撰《双节庙碑》云,元统元年(1333)阚文兴夫妇赠谥及双节庙赐名,都是“今右司郎中张侯士弘为吏部侍郎时所力行也”。可知,张毅夫当名士弘,在右司郎中任前曾官吏部侍郎,其名若字当意出《论语·泰伯》“士不可不弘毅”句。
钩稽史乘,则张士弘做过监察御史,秩正七品。《元史·文宗本纪》记载,致和元年(1328)十一月庚午,监察御史萨里布哈、索诺木、于钦、张士弘等进言,被采纳。雍正《江西通志》云:“屈殷,字子申,鄱阳人。……御史萨里布哈、张士弘考信群吏,嘉殷清苦,交荐其贤。”张氏还做过浙东道肃政廉访使,秩正三品。其《寿亲养老新书序》自云:
余家藏旧有《养老奉亲书》,其言老人食治之方、医药之法、摄养之道,靡所不载。余仿之以奉吾母范阳郡太夫人李氏,食饮起居咸得其宜,寿高八旬而甚康健,则此书有益于人子大矣。然岁月既深,卷舒之久,字画模糊,编简脱落,惧后之览者不得其说,思获善本书而新之,以贻后人。求之数载弗果得,每郁郁以为欠事。至正辛巳(1341)夏五,余叨承朝命,备员浙东宪使,访诸婺(婺州,今浙江金华市)郡庠教授李子贞,得《寿亲养老书》,睹其篇帙节目,比余旧本尤加详备,昔之郁郁者一旦豁然矣。因自念曰:与其得之难,孰若传之广。遂命工锓梓于学宫,庶天下后世皆得观览,以尽事亲之道云。至正壬午(1342)中秋,范阳张士弘载拜书。
明代方孝孺(1357—1402)撰《常山教谕王府君行状》云:“张君士弘,善士也,以廉访使按部,见府君才,叹曰:‘吾分得举士而王先生老于布衣,吾愧多矣。’即上其名。俄授常山儒学教谕。”据《行状》,王府君讳良玉,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县)人,乃王祎(1322—1373)之父,生于1290年,卒于1364年。值张士弘为廉访使之时,王良玉已年过五旬,仅为婺州路儒学训导,故可称“老于布衣”。
综合上述资料,张士弘为范阳(今河北涿州市)人,初为监察御史,1333年左右为吏部侍郎,1334年后迁右司郎中,遇陈致虚时为工部尚书,1341年除浙东道肃政廉访使,宦海沉浮,故陈致虚记其“居官三十年”当非虚说。除了刊刻《寿亲养老新书》外,张士弘任工部尚书时还梓行《紫阳真人悟真篇三注》,并作《紫阳真人悟真篇筌蹄》。
王道渊《还真集》卷下有《授回阳子口诀》,云:“性本无修证,命乃有施为。了明此理,道凭玄牝作根基。要得谷神不死,好住西南村里,更莫起狐疑。动静分双用,下手要知时。玩真空,调真息,运真机。铅生汞产,封闭丹炉炼紫芝。拨转银河斗柄,抽出坎中一画,直去补南离。行满功成日,飞步上天墀。”王道渊的情况于前文潘太初处已论,此回阳子有可能是张毅夫。
(六)李天来
李天来,号来阳子。陈致虚云:“来阳子李天来求斯道于江湖者积年,虽略闻其端倪,寔未造其至秘。仆留秦淮,历历求请,孜孜不倦,乃悉以授之。”又勉之曰:“宜厚树德,勤而行之,期于必成而后已。时有良朋霞友,如张工部、张台郎、王九江、王架阁四公者,必将匡规而精进焉。”这里应当仔细思考的是:第一,李天来与张毅夫都是在陈致虚逗留南京时得授丹法,且陈致虚称二人系朋友,则李、张入陈氏之门或有关联。第二,陈致虚谓四位官吏为李天来的“良朋霞友”,劝勉他们互相匡规精进,而“厚树德”或可视为对他们共同的要求。特别是身处南京,还提及远在江西的“王九江”。这些片断的线索或可试作解释:李天来似也是官吏,在官场上或私下里与上述四人当有所交流。今据石刻,至正五年(1345)上巳,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使铁仲刚率宪司“同寅”(同僚)佥事偰玉立(1290—1365)等游晋祠,随员内有“天来李峕”作《木兰花慢》词一首。此人是否李天来,俟考。
在《诸真内丹集要》卷上收录有《天来子青龙歌》《天来子白虎歌》两篇,视其语意当为讲述阴阳丹法,如云“学修真,混俗处,不在抛家弃妻女”,即与赵友钦《仙佛同源》卷9《混俗》相类。其于丹经只推崇《参同契》《悟真篇》,批判三峰采战等旁门邪径,又有“一时火足成丹易”“上德无为无所为,下德为之有以为”等语,与陈致虚一致。并且,其中牵合佛教之言,如“雪山一味好醍醐”“灵山会上寻迦叶”“龙女献珠明道妙”等等,亦为陈致虚常谈。尤其是《青龙歌》中所述圣凡对待酒色财气的异同,更是与陈氏《金丹大要》卷4如出一辙。所以,笔者怀疑此天来子即是李天来。
(七)韩国仪
韩国仪,号义阳子。陈致虚云:“汴之韩氏子曰国仪者,数问道妙,往复不倦。睹其神壮气裕,情淡谊高,剸剧若恬,接人以简,志趣超然物外,襟怀浑如闲中,时尽优游,年方英锐,斯其可以语上也。”故以金丹之道授之。
许有壬(1287—1364)作《题韩国仪图谱》,题下夹注云:“亿之后也,当时称桐树韩家,以别相州。韩国仪今居豫章(今江西南昌市)东湖。”诗云:“宋朝文献跨隆古,美盛更推韩世家。断简一编三百载,东湖桐树又能华。”据《宋史·韩亿传》云:“韩亿字宗魏,其先真定灵寿(今河北灵寿县)人,徙开封之雍丘(今河南杞县)。”故陈致虚称韩国仪为“汴之韩氏子”。“桐树”之典,吴曾《能改斋漫录》记云:“韩子华兄弟皆为宰相,门有梧桐,京师人以桐木韩家呼之,以别魏公也。子华下世,陆农师为作挽章云:‘棠棣行中排宰相,梧桐名上识韩家。’”子华即韩亿子韩绛。由此观之,韩国仪乃名门之后。
(八)陶唐佐
陶唐佐,号东阳子。陈致虚云:“江东之东莞(今广东东莞市)唐佐陶氏者,曰东阳子,以颖锐志,求还丹方,投老未得真师。行年甫逾七袠,参师匪怠,寝食不安,久而弥坚,信而逾笃。”至正癸未(1343)四月,因田亨父引见,以70高龄谒拜致虚于鹤儿山(在安徽芜湖市),求青城翁之玄。陈致虚考察以后,盟誓而授九还之道。
今见贡师泰(1298—1362)作有《秋日与陶唐佐游麻姑万松庵》《同唐佐尧尊师游麻姑万松庵,谒石佛祠,将登绝顶寻丹炉剑匣故迹,山高日莫,怅然空归,因赋三绝句》,据此,则东阳子陶唐佐或名尧,与贡师泰交好。需要指出的是,此处所游的“麻姑”,并非江西南城县的麻姑山,而在贡师泰的家乡安徽宣城。嘉靖《宁国府志》卷4载:“万松庵,府东五十里,宋咸淳(1265—1274)中里人陈德纯建。”“冲妙观,府东三十里,唐时建。麻姑观,冲妙观北,尚书贡师泰诗:麻姑山下水涓涓,十里青松引洞仙。……”卷5曰:“城东八里曰土山,亦名玉山,下临句溪。又二十里曰麻姑山。”可见,麻姑山麓有麻姑观,而万松庵在其东。万历《宁国府志》卷10诸条可与嘉靖志参证,又载:“石佛,在城东六十里,宋嘉泰(1201—1204)中建,洪武己巳(1389)重建。”此当为石佛祠,与万松庵相近。万历志卷12录虞集(1272—1348)作《万松庵(和贡仁甫)》诗一首,有句云:“丹灶拾赭砾,剑函浸玄璧。”当即贡师泰所谓“丹炉剑匣”。综上,陶唐佐曾在安徽宣城一带活动。他于芜湖鹤儿山谒见陈致虚之后,如陈致虚所说:“又而候我(陈致虚自称)于湖之廛,复而俟我于江之浒,……已而具舟往来乎宣(即宣城)之上下。”
除了上述8人外,为《金丹大要》作序的欧阳天璹亦可略作考说。其于序末署“门弟子庐山紫元欧阳天璹拜首序”,则为陈致虚弟子无疑。序曰:“区区寄迹紫元,留心玄览,种缘已熟,获聆绪余,……当斯之时,至愿毕矣。”则紫元乃其栖留之地。大德九年(1305)姚燧所作《太平宫新庄记》记载,当时知宫汤均扩充田产,又“肇为五庵。宫之前三,曰东西太平与紫元;宫之后二,曰涌翠、谷峰”。可见紫元庵为太平兴国宫别院。
总的来讲,陈致虚的传教活动是卓有成效的,他自己在《仙佛同源序》中说:“后遇老师示沙里淘金之训,自尔传者,百有余人,无非炼己修心之说,或进以明心见性之机,至于金丹上乘,可示者百无二三。”此序虽未标明时间,但与同书车兰谷序一样都是为王舜民刊刻《仙佛同源》而作,车序标“至元丁丑(1337)中秋月”,陈序亦当去此不远。可见,此时陈致虚已经授徒百余人。而据目前所见,陈氏至少在1343年仍有传授,所以,其一生授徒的数量是非常大的。在这么多徒裔中,各人得授的内容有着深浅的差别,而前述诸人既得陈氏特为撰文,当是其中的佼佼者。
二、分析与思考
以上对陈致虚的个别弟子尽可能地作了考索,在前贤的基础上,当可进一步证明陈致虚对诸人的记录并非虚说。基于此,接下来想对陈氏徒裔从整体上进行分析。方便起见,即以《金丹大要》卷6为基本依据且按其篇章顺序列成简表。其中直接来自卷6及已经上文考证的内容不另说明,以免繁赘;其他来源的材料及推论的内容在表末略作说明。
(一)可以分析《金丹大要》卷6的编排
与《金丹正理大全》系统的本子相较,《道藏》本篇章截止于余观古(内缺周允中)而无张性初以下诸人,但所存篇章的编排顺序与前者完全一致。从上表可以看出,田至斋作为陈氏大弟子排在首位,其后为王舜民与潘太初,考虑到二人对于梓行《金丹大要》有首倡之功,这种安排是可以理解的;车兰谷以下诸人,卷6中对“相遇时间”有准确记录者,都是按照时间顺序(如文中有两个时间,则以较晚的时间为准)排列的。这种时序性似可推之于未记录“相遇时间”的其余人,也就是说,除了考虑特殊因素的王舜民、潘太初而外,这应该是整个卷6的编排逻辑。理由如下。
第一,陈致虚说,《金丹大要》成书后,他“每过名山及诸城邑,随方作缘,低首下心,开导世人,诱进此道”,“偶获一人两人之知,即来千人万人之谤”,可见他在各地并非单传秘授地传道。因此,地域相近的弟子很可能是在同一个时段闻道。以此审视上表,则车兰谷、明素蟾于1335年夏遇师;欧阳玉渊以下4人与王舜民、潘太初同在九江及其左近的庐山,大约1335年冬遇师;余观古在九宫山、张性初在九江,根据前此诸人的遇师时间来推算,两地旅程可于夏冬间大约半年时间完成,故可能均在1336年内;李天来、张毅夫都是陈致虚逗留南京时传授,故二人的记录相接;赵仁卿以下4人皆在南昌得授,所以其记录也编排在一起。
第二,明确“相遇时间”的诸人中,如真息和陶唐佐,虽均于1343年遇师,但也严格按照月份的先后排列,表明确有时序的考虑。第三,张毅夫遇师时为工部尚书,1341年五月任浙东宪使,其排在1341年遇师的夏彦文之前,似若相符;而且,在二人的记录之间还插入一篇《九宫山交泰庵记》,陈致虚说这是他在南昌时提点西山玉隆万寿宫的罗洞云之徒庭章求记,说明此时陈致虚身在南昌,而夏彦文遇师的九江距离南昌不算远,其后4人又都是在南昌遇师,似可推测这6篇文字时间相近,关键是这篇记文从对象和文类来看都和前后诸文不同,将它安插在这个位置或许全是出于时序的缘故。
当然,这种按时序的编排逻辑只是就《金丹大要》的现存版本观察得来。据陈致虚作于“至顺辛未(1331)仲秋”的《金丹大要序》,已经列出了全书10卷的内容概要,其中“六卷累行序说,使无着象”。但现在所见卷6的篇章,除了《与至阳子田至斋》有可能写于1331年以前,其余皆可判断为1335年之后所作。甚至,从上表可以直观看到,晚于欧阳天璹1335年十二月所作刊刻序的篇章也占多数。因此,手稿、初刻本中该卷内容为何,又是按什么顺序编排,今已不可知。
(二)可以追寻陈致虚传道的活动轨迹
陈致虚早年在家乡庐陵的东山紫霄观簪戴出家,因故西行,1329年40岁以后,先后于衡阳、蜀地际遇赵友钦、青城至人刘谷云而得授丹道。因“囊中丹财无措”,乃于1331年作成《金丹大要》,以此“访侣求朋”。《上阳子注悟真篇序》自述,他“首授田侯至阳子,遍游夜郎、邛水、沅芷、辰阳、荆南、二鄂、长沙、庐阜、江之东西,凡授百余人”。可见他传道的路线,大略是沿着长江、邛水、沅水流域顺流东返。
从上表中可以直观看出,到1343年,陈致虚的传道活动明显围绕着几个核心区域:九宫山、九江(庐山)、南京、南昌。其中九宫山位于湖北、江西交界处,与江西境内的九江、南昌都比较接近,就地图上测得的直线距离看,九宫山距九江约135公里,距南昌约142公里,九江距南昌约115公里。陈致虚说他“往来湓浦者非一”,又曾欲“沂九江,登九宫,游逍遥,谒玉隆”,可见三地确实是他往返传道的重要地域。现不知他因何缘故到南京,但南京是他结交李天来、张毅夫或者还包括张彦文等官宦弟子的地方,且与周允中的籍贯当涂仅距约59公里,距初见陶唐佐的芜湖约83公里,距宣城约122公里,或可推测南京及安徽东南部地区也是他较多活动的区域。
如果上文揭示的《金丹大要》卷6的时序逻辑不误,可见他在思南传授田琦“经年”,1334年秋在重庆初见周允中,1335年夏抵达九宫山,同年冬到九江、庐山,1336年仍在教授王舜民,并曾往来于九宫山,此后至南京,1341年再回九江,到南昌,最后至安徽芜湖、宣城。虽然卷6所记只是他传道活动的一小部分,对于活动轨迹的连缀不免有缺环,但确可部分印证和补充《上阳子注悟真篇序》的叙述。
(三)可以分析传授对象的身份
首先,从性别来看,卷6所记诸徒皆为男性。毋庸置疑,这与陈致虚传播的阴阳双修丹道以女性为采取对象有关。而且从陈致虚的著述中,明显可以看到其丹法是以男性为教授对象的。但在这个问题上,祁泰履的看法显得较为切实,即以为修炼对于男女双方都有利,只是表述上常常是男性的视角。
其次,从社会身份来看,卷6所记诸徒以道士最多,官吏及官吏后人次之,都处于元代社会的上层;其余旧士族、儒士、医卜等也多为地方精英。这表明其传道对象多居上流。内中颇有询道数十年者,表明佛道修炼方法在这些阶层中比较流行。
(四)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
陈致虚的著述作为介绍丹道修炼的书籍,对社会生活情势甚少涉及,但其中也有可以印证学界前贤相关认识的材料。以上已经分析,陈致虚传教的核心区域在江南(元朝江浙、江西、湖广行省),学界认为元朝攻略、统治江南的方针及其对江南钱粮财赋的依赖,保持了江南社会的长期稳定及经济的继续发展,的确在陈致虚的著述中也看不到明显社会变异的因素,且谓潘太初、张性初为“太平闲暇”之人。这是一个总体的印象。
儒学在蒙元时代失去“独尊”的传统优势,科举长期未行,再加上根脚制度和族群等级制度的实行,导致汉族士人尤其是江南士人地位较前低落,同时出仕不易,面临严重的出路问题。因此士人继续深化南宋以来的发展策略,不求峥嵘于全国政坛,而是扮演地方领袖的角色,通过社会经营,将权力与身份的基础建立在地域社会认可的基础上,成为“地方菁英”;或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在传统的活动范围如仕进、经术、正统文学之外寻求安身立命之道,屈身胥吏、从事医卜等皆为其可能选择,造成“菁英角色的扩散”。陈致虚的弟子中就有这几类人物。而且,成为道士也应该视为士人的一种应对策略,可以成为道门精英,也可以与儒士官员交往酬唱,这在其弟子中更是多见。
蒙元的族群等级制,将社会人群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朝廷对汉人待遇尚称不恶,南人则因归附晚,最不受信任。故北方汉人想要在江南谋取一官半职并非难事,南人除有特殊机缘,仅可出掌教席,或任卑职小官,以致“江南官吏多是北人”。陈致虚弟子中的官吏除籍贯不详者外,张毅夫、赵仁卿、赵伯庸都是北方汉人。
陈致虚曾反复申说,他在传道过程中时时处处伴随着指责与毁谤。从历史来看,至晚从宋代开始,男人除了匹配多具礼仪功能的正妻以外,只要条件许可且不致对家庭关系造成损害,他们可以较为随意地纳妾、买卖侍儿、蓄养家妓、与婢女发生关系。这些行为都是合法的,甚至成为成功男子的标志。他们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在家中训练侍妾。同时,随着市民社会的成熟、商品经济的兴盛、娱乐场所的繁荣,出现了因应市场需求专门培训、出卖女性的中间人。到了元代,随着蒙古本俗与理学理想的合流,法律上女性的人身和财产权皆被剥夺,像私有财物一样附属于夫家,更处弱势地位。因此,从国家法律和社会风习来看,阴阳双修当不致引起“强烈”的不适。然则,谤讟何来?以笔者目前可以想见的原因,当与元代理学的发展有关。如上所述,宋以来士人的发展策略的改变,导致理学的思想观念更广泛地播及乡野,逐渐在全国朝野上下形成共同的“思想底色”。到元代,由于出路狭窄,江南士人更多地执掌地方教席、成为地方菁英,或者谋食于农商,无疑更增强了士人在社会价值方面的主导作用,巩固了“民之表率”的地位,再加上国家开科取士概以程朱理学为准绳,则使理学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成为“正统”。在这种氛围中,对丹道不甚了了的理学家,自然容易将阴阳双修混同于追求淫乐、着重满足肉欲的房中采战之术,以之为宣淫的说教,认为会败坏士人的道德,导致人心的沦丧。所以,有闻者高举天理、人欲的“思想剃刀”,必欲除之而后快,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五)可以概括陈致虚的传教特点
综合陈致虚的传教活动来看,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他采取积极主动的传教方式,唯愿世人皆明金丹大道。其云:“嗟夫!金丹一事,自长春老仙庆会之后,真仙圣师不肯降世者百有余年,凡今之士,直以为无。若即自善于身,则于功行何在,乃作《金丹大要》十卷。书成之后,又虑世人非得口传,宁有自悟,遂用携书竭蹶,屈己求人,稍有可招可挈者,莫不低首俯身,奖辞劝诲,冀进此道。……其间可入门者则引之而升阶,可升阶者则引之而升堂,可升堂者则引之而入室。凡用心至于如此者,欲续大道于一线,提俗流于火坑,使世知有金丹之道不诬也。”此以传续大道、拯俗救世自任,隐然有比于丘处机之意。陈氏弟子也多赞许他这种普度情怀,明素蟾云:“我师上阳真人驾拯溺之慈航,仗斩邪之慧剑,绍隆丹阳正传之脉,发泄清[青]城至秘之文,明前代之所未明,说古人所未说,推赤心于人腹,垂青眼于学徒,……体堂堂说透骨髓,血滴滴吐出肺肝,恨不与法界众生尽皆作大罗眷属,其慈仁忠厚盛德之至乃如此。”欧阳天璹亦云:“紫霄绛宫上阳先生继真师之绝响,指后学之迷津,千载一时,百年几见。……诚欲与有志者原始要终,心灵自悟,一得永得,同跻仙阼,其慈悯之心亦溥矣。”第二,他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传教,又收有少数民族弟子。在他东返传道的路线上,夜郎、邛水在今贵州省东北,沅芷、辰阳在今湖南省西部,荆南在今湖北省西南,这片区域在元代基本上都为土家族、苗族、侗族土司控制,今天仍然遍布这几个民族的自治州、县,比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松桃苗族自治县、麻阳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等。陈氏大弟子田琦即为土家族,而真息为回族。第三,他传道授徒首重道德品行,考察严格,又能够根据各人的情况采取灵活的方式。比如,对几个官宦弟子的吏德的强调,对张性初、夏彦文医方济人之德的强调,对明素蟾、邓养浩骄狂之气的降伏,等等。第四,其弟子有道有俗,从地位上看,既有官宦权贵,如田琦、王舜民、张毅夫、真息等;也有宫观提点,如潘太初、车兰谷。从年龄上看,有很多弟子都与陈氏年相若或稍长。这不仅说明其传教活动很有效果,也反映了其丹道思想在道教内外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六)存在的问题
本文虽已尽力考索,但囿于识见,成效有限,且尚多推测,有些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索。比如说,目前能稍事考证的陈氏徒裔已如上述,《金丹大要》卷6所记尚有半数未得史志材料佐证,遑论其他百余名陈氏未记名者。即在可考的诸人中,只有贵州方志记载田琦为陈氏弟子,余者除自述外,未曾见到外部材料指称其为陈氏弟子。
丹道修炼究属私人隐事,特别是阴阳双修,材料尤鲜,故目前尚未见陈氏徒裔修炼情况的任何记录。他们是否按照陈氏的传法修行,又得到了什么结果,概属未知。
其弟子之间的关系,可推定九宫山诸人、庐山诸道士分别是相识的;从欧阳天璹《金丹大要序》可推知王舜民与潘太初、欧阳天璹在1335年已相识,从车兰谷《仙佛同源序》可知1337年他已闻知王舜民;张毅夫起初由王舜民“举高尚之事以辟之”,而陈致虚勉励李天来与“张工部、张台郎、王九江、王架阁四公者”相互匡规,可知此数人也有交游。但是,至于陈致虚的徒众是否结成了什么派别和组织,目前尚不能确知。从现有资料来看,车兰谷为赵友钦《仙佛同源》作序,落款称“嗣派徒孙碧阳子”,但单凭“嗣派”一词并不能确定存在着有掌门制度的教派组织,比如宋德方就自称“嗣教东莱披云子”却不曾担任过全真掌教。从《金丹大要》卷8《钟吕二仙庆诞仪》来看,其拟定醮仪并罗列本派祖师的拜请名单,似乎有传系的存在,但现存文献并不能考见陈氏弟子有传授活动,仅光绪《九宫山志》记载车可诏弟子黄守逸,也未言有丹道授受。总之,对于这个问题,也还需要更多的资料。
作者简介：周冶，哲学博士，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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