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路”)战略构想正全面铺开，相关历史研究受到重视。广州作为“海路”东方发祥地、世界海上交通史上唯一两千多年历久不衰的大港，其海事史更是备受关注。然而，由于出土文物资料稀缺——丝绸、文书保存困难，“海路”研究远远落后于陆上丝绸之路(简称“陆路”)。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蔡鸿生在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著有《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一书，集聚其数十年海洋史与广州口岸史研究成果，立体展示广州口岸从中古到近代的海事变迁，对“海路”历史研究起到重要奠基作用。
“过程化”还原广州海事历史
《广州海事录》以“海事”为切入口，从“舶”一字展开叙述“市舶时代”与“洋舶时代”，力图还原历史上广州、岭南与海外双边互动情景。蔡鸿生以广州海事课题发端，因岭南对外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是极其重要的课题，历史上中国与南海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关系，都是从广州开始的，近代史、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以及各种洋教的传入，都与广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新教、西医、铁路、报纸等亦都是首先从广州传入。
广州与世界文明的接触体现了中外交往从西域到南海，再到西洋的格局变迁，其重要性从“南海道”在《新唐书》中被明确记载为“广州通海夷道”可见一斑。自盛唐至晚唐，“舶”字在诗篇中高频出现，“广府”与“舶市”形影不离。广州黄埔区庙头村的南海神庙所供奉的南海神，在玄宗朝曾被册封为“广利王”，可见其市舶之利为皇家重视，广州因而也被喻为“天子南库”。
当下“海路”历史研究成为热潮，但蔡鸿生认为，历史研究“要冷，不要热”。他表示，历史研究的定位与其他“一带一路”研究不同，要“到位”而不“越位”，冷静思考、持续钻研，把历史上的“海路”做实、做深、做细，“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将历史资料变成历史事实最重要的工作是“碎片—过程化”，且一条“过程链条”绝不能有“缺环”。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广州海事录》形象与逻辑兼顾，不仅从内容上斧正广州海事的许多流行说法，书中展示的方法论也为后人研究起到相当的示范作用。蔡鸿生解释“立体化观察”历史方法：首先是纵向观察，从古到今、从前到后；继而为横向观察，一段时期内，各个方面的情况如何；再而便是由表及里，观察事实本质；最后则要注意动、静变化，譬如对条文、规章制度的研究，一定要对实施效果进行留意。条文为“静”者，案例为“动”者，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蔡鸿生曾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195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后，他便长期从事中外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他戏称自己的研究领域“不今不古，非洋非土”，客观的规定性则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考察不同时期双边互动的历史情景，尤其是两种异质文化从接触到交融的情景。略人所详和详人所略，是他一贯坚持的著述原则。
蔡鸿生将一生奉献给历史，从2006年退休至今，他从未停止过读书、做课题。当然，这并不局限于历史资料，在他的案头上始终放着《小逻辑》《理想国》等哲学、文化典籍。对此，他表示：“文史哲要不断补充，它们不是知识的搭配，而是有机的联系，文学是形象，哲学是逻辑，历史是兼有形象和逻辑——要设想历史现场，有形象才行。”
记者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获悉，监测显示，此前前往可可西里腹地卓乃湖区域迁徙产仔的藏羚羊正陆续结束产仔，开始携幼仔返回原栖息地。
五道梁保护站附近的监控画面显示，7月25日，大约40只雌性藏羚羊带领3只藏羚羊幼仔陆续通过青藏公路3002公里处、青藏铁路五道梁北大桥，藏羚羊已经开始回迁。
专家分析，近年来，回迁羊群中藏羚羊幼仔数量占藏羚羊群总体数量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连新明说：“回迁初期，藏羚羊面临较高的被捕食风险，因此羊群中的幼仔数量会比较少，甚至可能出现没有幼仔的情况。”
根据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统计，藏羚羊回迁数量总体呈逐年上升态势，2019年藏羚羊回迁数量为4860只，比2018年增加338只。连新明说：“预计今年藏羚羊回迁将在9月初结束，回迁藏羚羊数量仍有望继续增加。”
藏羚羊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每年5月底，来自青海三江源、西藏羌塘、新疆阿尔金山等地的藏羚羊都要前往位于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产羔。我国藏羚羊保护专家、陕西省动物研究所(西北濒危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吴晓民说：“藏羚羊回迁是雌性藏羚羊结束产仔后，陆续带着幼仔回到栖息地的过程。起初离开产仔地的回迁群体较为庞大，但随后藏羚羊将根据不同的地理种群、沿不同路径回到它们各自的栖息地。”
为确保藏羚羊群安全回迁，记者了解到，日前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已安排工作人员在主要回迁区域，持续开展视频监测和辖区巡逻。如发现有藏羚羊群试图穿越公路，巡山队员会在第一时间进行临时交通管制，让羊群安全通过野生动物通道，保证其在回迁途中尽可能少受人类干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