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周汝昌是天津咸水沽人，母亲毛淑仁是天津上郭庄人。父母自相识到后来结褵成为夫妻，相互厮守了一辈子，其中的故事，一部大书也说不完。
1939年6月，父亲从天津工商学院附属中学高中毕业，7月中旬，就赶赴北平育英中学报考燕京大学。考试结果出来后，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金榜题名”而考入了燕京大学西语系。
可是，就在入校的这当口，天津大水泛滥，洪水横流，那简陋的纯土坯筑起来的家会在旦夕化为一片泥堆，四处茫茫一片，根本无法出行。父亲因此不能按期入学，就给燕大写了一封信，说明“因居地水灾惨重，本学期奈难到校上课”。按照入学须知规定，须等到第二年秋季才能再进入燕京大学就读。就在等待入校的这段时间里，父亲结识了母亲。
有一个时期，天津南郊一带的土匪，是“闻名遐迩”的，距咸水沽以西二十余里的小站，那时是有名的土匪窝，且势力巨大，而咸水沽独敢抗匪。我的祖父就曾一心为保全村与匪斗，受到全村商民的尊敬与感念，送上刻有“智深勇沉”四字的大银盾（出自《史记·荆轲传》），和镌有“硕果苞桑”四个大字的巨型整樟木横匾（用《诗经》“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之义）。由于咸水沽是当时绑匪横行中的唯一安全地，所以四乡外围有很多迁居来此落户者。母亲毛氏一家即是迁移来的一户人家，迁来后就落居在春晖里老院周家大户的邻近房舍。由此之故，父亲和母亲彼此可以时常照见，早有印象，只是没有交往接触的机缘而已。
父亲那时身着一件蓝色长袍，戴一副细丝眼镜，虽然够不上“美少年”，却生得文雅秀气，面如春风、发似锦缎，亲友邻坊多加夸奖，又身出名门，且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前途无量，故有很多攀亲之家。母亲那时还未满十六岁，刘海短发，清水盈盈，亭亭玉立，知书达理，且家境胜过周家。后来由乐于成事的媒人来提亲，父亲感到自己年龄也已大了，加之祖父的催促，心想彼此若能相投，做个终身伴侣，也就蛮好了。而母亲自幼丧母，故外祖父疼爱有加，也盼望能找个好人家早点嫁出去，所以很快即约定了婚姻大事。
1939年（己卯）农历九月，父亲与母亲订下了终身大事。当父亲拿到母亲赠予的照片后，当即在背面题了一首诗，由此也可以看出父亲当时的心境，诗云：年华十五太盈盈，嫁与王郎总不胜。却笑东风浑过客，如何鬟鬓画中青。
转过年来，父亲年当二十三，母亲小父亲六岁；父亲属马，母亲属鼠，“算命”的说犯“六冲”，但父亲没有顾及这一不利之说，于1940年的农历四月十六日，与母亲“拜了天地”。
按照沽上的婚姻礼仪，结婚那天新郎迎娶新娘子，新娘子是要坐轿的。可是父亲早就识得新娘子，而且两家就住同一条街上，这“迎娶”就在众人簇拥下，奏乐鸣炮，起轿发亲，母亲坐在轿子里随吹吹打打的队伍，沿途绕了几个大弯，才进了周家。父亲与母亲拜了天地，进入洞房，两人从此携手成为夫妻。
新婚后的生活也就维持了三四个月，到秋天，父亲只能与祖父母、各位兄长辞别，母亲自然恋恋不舍，父亲拉着母亲的手许诺道：等我大学毕业，就带你离开这个家！自此，母亲就一直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父亲独自一人赴北平燕京大学读书去了，在京北成府的燕园里，父亲写下一首《蝶恋花》，留下了他的一片思乡与慕恋之情：
年去年来证客路，别羽离宫，日日思乡谱。昨夜遥城传细鼓，等闲岁腊看看暮。窗外空枝摇冻树，珍重寒衾，睡里寻春处。浅梦才从家畔住，匆匆又被风吹去。
谁知刚读完大学一年级，上大二没多久，1941年的冬天，爆发了珍珠港事件，同一时期日寇封闭了燕京大学，学子们皆遭到遣散。父亲失学，只好回到家乡。孰料这次与燕京大学作别竟然持续了6年之久。这期间，为了生计，父亲做过咸水沽小学教员、同立木号司账员，后来又考取过“津海关暂用助理员”。等到父亲再次踏入燕园，已经是1947年之秋了，那时的母亲已经成为三个孩子的妈妈。
父亲回到燕园，深感身世沧桑、年华老大、朝气难回、伤情易触，心绪总带着凄凉的滋味。只是那潜藏已久的学术力量却获得了唤醒和焕发。课余时间，他都呆在图书馆，拼命地读书，充实自己。母亲再一次留守在周家老宅，不同的是，这次她是一个人拖着几个孩子，还要照顾那个二十几口人的大家庭，身心俱疲。生活里有许多看不见的艰辛，有时孩子生病，或自己有个头痛脑热，有时遇到烦恼与不顺心，也没有人替她化解。等稍一有空隙，母亲或手牵着哭闹的孩子也要抓起笔来给父亲写上几句。母亲高小文化，早先为父亲誊录过诗词稿，字虽然不十分漂亮，但蝇头小楷，整整齐齐。母亲给父亲的信里述说着自己的艰辛处境，盼望父亲多回几趟家，叮嘱多寄几个钱来，好给孩子们置办衣物。
1948年的暑假，父亲回到咸水沽老家。这时他已经开始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了。《红楼梦新证》的最初稿，是摘记在各式各样的纸条上，这大量黏缀起来的纸条，仿佛是件“百衲衣”，需要一张张一条条抄录在稿纸上。一天，父亲帮母亲烧柴火做饭时，不慎将撰稿的笔掉进火里，等到扒拉出来一堆灰烬后，却只见那金笔尖一闪一烁，笔杆已经烧尽，父亲真是心痛极了，因为这是燕园好友送的珍贵礼物。无可奈何之中，父亲只好把笔尖绑在一根筷子上，继续写作，终于完成了全稿。而这一年，恰巧是父亲的而立之年。
1948年11月，沈阳宣告解放。其时，燕京大学南方同学纷纷南返，燕大也作缩短学年准备。和父亲同班的一位周姓校友决意离开北平南下，欲与父亲携手同行，并承诺与之行一切皆由他照应。这样“铁”的关系在当时恐怕是很难得的，但父亲感觉自己的立场环境全与他不同，而且有妻儿老小，自己决不能抛弃骨肉，背井离乡而去，便婉言谢绝了。
那时，周家的院落分两个院子，祖母带着伯父住东院，父母和祖父住西院，两个院子中间本有一条小巷似的“箭道”连通，后来，伯父用一个木制水车灌田的废木盘做成一个“月洞门”，使得两院互望通明，而且诗意盎然。父亲去燕大读书后，母亲就自己带着孩子住在西厢房，一排三间，屋里没啥东西，很是宽敞。
一天傍晚时分，母亲在做活计，招呼姐姐拿剪刀来，姐姐就跑到外屋，爬上床去拿。就在姐姐往床上爬的那一刹那，母亲一低头，猛不丁地发现大床底下有团黑乎乎的影子还在动弹。母亲举着忽闪忽闪的油灯，断定是个人，土不拉几，黄不溜秋，光个头，缩作一团，也许是蹲久了，在微微抖动。母亲顿时就明白了，立刻把姐姐递过来的剪刀紧紧地握在手里，拉着姐姐，打开大门，大声说：你看爷爷来了！叫你爷爷去！母亲本以为大门打开了，那人会溜走，不料那人半天没动静，于是又冲床底下喊道：还不快走！只见那人磨蹭了一会儿，突然“噌”地一下蹿出了门──跑了！也许这家伙看见了母亲手里握的剪刀？也许听见家里还有男人？也或许是看到母亲不惧怕的样子？事后听母亲说，其实当时并没有看见爷爷，只不过急中生智罢了。后来爷爷去打探，才知道那家伙是被解放军收编的国民党的败兵余孽。母亲的沉着机智和勇敢，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1950年夏天，父亲西语系本科毕业了。到秋天，他又考取了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1951年冬天，父亲接到成都华西大学聘请，要他前往外文系做讲师。对于这个要远离故里亲人奔赴四川的决定，祖父母及家里的其他人都极力反对，而父亲最终拿定主意赴成都，皆是因为在母亲的执意要求与敦促下，践行自己对母亲许下的诺言，于是作了永离家乡的打算。1952年春夏之际，父亲带着我们，举家踏上远赴成都的旅途。
母亲自从跟父亲离开那个大家庭独立生活后，心情十分愉悦，父亲有一处文字作“妻之装束已如蝎子粪矣”，我开始不甚明白，后来才知道此为“蝎子粑粑独一份”之意，虽然没有具体写明，但这十个字透露出的是父亲的眼光、母亲的容颜与装扮。
1953年9月25日，父亲雇车从成都署袜街邮政总局取到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初版《红楼梦新证》，立刻坐在长凳上拆包，取出一册，又坐原车返回，翻看至半夜，十分满意。待稿酬一到，父亲即带着母亲和我们到商场，给母亲买下两件呢单袍，又买了一双大圆口皮鞋，母亲十分高兴，父亲则心甚欣慰，认为此诚劳动之报酬耳。
由于《红楼梦新证》的出版在社会上产生了不错反响，也引起北京方面注意，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聂绀弩的赏识。1954年4月底，父亲奉特调令回到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也自这个时候始，母亲除了安排全家的生活外，还要帮助父亲为文写字、查找书籍资料。父亲红学家“桂冠”的背后，有母亲的一份辛劳。
1968年4月，父亲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造反派”开批斗大会，并隔离审查。1969年中秋节那一天，又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那时出版社常常来人动员母亲到“干校”去，有时还以威胁相逼，母亲却以智慧与他们周旋，终于躲过“一劫”，照顾保全了我们的家。
父亲一人在干校时，恰逢与母亲结婚三十周年纪念日，他先是梦见少年夫妇情景如在目前，梦见所居之地棠花正开遍水湾间，如见故人，特别高兴，就赋诗一首寄给母亲，诗曰：
梦中欢聚醒来悲，片刻春还绿鬓时。
卅载光流惊箭羽，百年情重感琴徽。
棠新恰忆初逢面，柳弱应怜已老姿。
一语凭君同记取，白头长久不分离。
母亲有次给父亲去信引用了毛主席的诗句“风物长宜放眼量”以为勉励，这让父亲佩服感动得不得了，他以五言诗记下了这段情：
抬粪汗如浆，小憩泥泞旁。
举头望乡里，湖天苍茫茫。
南云愁不散，北斗想辉光。
我思亲爱者，中心惄如伤。
来书知我意，慰勉语更长。
上引主席教，下及儿女行。
锤炼此红心，回环几寸肠。
1998年，父亲八十大寿，加上多本新著的出版，全家其乐融融。母亲拿起笔来也作了一首诗，诗云：光阴似箭一瞬间，转眼八十又一年。文采风流如红楼，精神十足像少年。
2002年，父亲行年八十五龄，视力仅右目有三分之一的微光，仍不服老，逐日写作，有时精力好，灯下还要拾起毛笔。每到晚间，便请母亲帮忙“做书童”，并询问写些什么词句好。有一次，母亲提议说：“还是你的本行本业，就写题红楼的诗，岂不比别的更有意思？”这话触动了父亲的情怀，一时兴起，就说：“好，你念一个红楼人名，我就题一首七言绝句，即席即兴，口占信笔，不打草，不苦思冥索，不敷衍凑句，不引用自己原来的诗句……”就这样，父亲母亲开始了这个“作业”计划。结果，父亲的才思还如昔时的“倚马立成”，没有过太久，断断续续就积累了百余幅新诗新字。因为父亲喜欢一百零八符合曹雪芹原书“九级十二钗”的构局，便选了一百零八幅作为定本。这就是后来出版的《诗红墨翠》红楼人物书法集。
那时母亲已经重病缠身，但兴致不减。“做书童”是很辛苦的事：由于我们家里条件简陋，没有专用书斋书案和定式定位的文房四宝，只一个吃饭用的折叠小圆桌就是“一切设备”了。先要摆桌、垫纸、裁幅、调墨、泡笔、抻纸、晾放……忙个不停。抻纸也得十分内行：什么时候需要往上提抻或左右延展，这些细致而利落的工作，母亲都很熟悉。孰料，这册书法集还未能出版，母亲却过早逝去。父亲悲痛地说：在我的写作中多得贤妻淑仁之助，因条件不佳，辛苦备至，其功不可泯没。我平生得文饱食安坐，静心专神地做点学问，全是她照顾协作之力。此中包含着她的心意和劳作。如今，淑仁已不在了。六十载糟糠夫妻，患难伴侣，所历万言难述。她是一个善良仁厚的慈悲为怀者，一生劳病，助我为文写字，缝衣做饭；在危难中表现出无畏的护我申冤的高尚精神。我平生的这点儿学术成就，其中包含着她的辛勤甘苦，这种无形迹的贡献，是我难以忘怀的。
父亲作了一副挽联，寄托哀思：
六十年相依为命共我语笑悲欢助我护砚钞书永忆蜀水燕山同患难
百千绪愿卜三生累君庖厨针线赖君抚雏慰老忍看金风玉露引灵幡
2012年，在母亲去世后的第十年，父亲也追寻母亲，驾鹤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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