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叶”诗人辛笛、“乡愁诗人”余光中，这两个名字发生关联，要从一段往事说起。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中华大地，文化文学交流活动也频繁起来。1981年12月21日至23日，香港中文大学举办“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为期三天，分别邀请几个地方的作家、诗人与会，并委托中国作家协会组团。受邀的中国作家团有十余人。团长黄药眠、副团长唐弢，团员有柯灵、辛笛、丁景唐、田仲济、林焕平、叶子铭、楼栖、吴宏聪，还有理由、刘锡诚等。
辛笛为参加这次研讨会专门撰写了论文《试谈40年代上海新诗风貌》。正是在香港，他与曾通信联系的学者、诗人叶维廉初次相遇，与诗人、作家余光中，周策纵等订交，与青年诗人也斯再次晤面。
那几天的研讨会充满热烈交流、严肃探讨的和谐气氛。12月21日下午，先后宣读的论文有叶维廉的《研究四十年代诗的几个据点与角度》，其中提到“九叶”诗人当年在上海发表诗歌的刊物《诗创造》和《中国新诗》。在叶维廉之后，由研讨会主席周策纵简述辛笛小传，然后辛笛宣读论文，介绍了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新诗风貌。
接着，诗人余光中以诙谐的论题作了发言。余光中说，辛笛的诗受西洋作品的影响──尤其是英国和法国──是很深的。例如，《手掌集》的前面便引了奥登的诗。此外，也很容易看出他哪些诗受了勃朗宁的影响，哪些诗受了史云道影响。而《挽歌》这首诗，有歌德的味道，也有里尔克的味道；《月光》的前面有贝多芬，后面有米勒的画《拾穗者》。
余光中又说，辛笛的诗除了受西洋的影响，也受古典诗词的影响，他很多时候把文字和古典词藻融化到白话文里，《手掌集》的“珠贝篇”所收的诗，如《款步口占》《怀思》《十月小唱》《冬夜》，便最有古典诗词的五、七言和小令的味道。至于形式方面，《手掌集》的诗近于自由体──不过是有点节制的。他的诗短句最好，长句不如短句，少顿，不用标点，用空格，很少四行一段，分段不规则，看来辛笛很少探讨分段规则的可能性，因此他的诗变化不很多，有时出现散文化的句子，比前辈诗人少用虚字和欧化句子。辛笛早年的不用标点的形式，在香港和台湾是近年才见到，这样说来，辛笛可说是先驱。余光中还觉得辛笛的诗有很多独创的意象，少用明喻，而且富有抽象美。但早期的诗有些“隔”，读者不知他要表达什么，而他后期的诗则比较露，虽然易懂，但诗的味道便少了点。因此“隔”与“露”可说是现代诗人的困境。
周策纵在他所写的诗《赠辛笛先生》及注解中表达了与余光中相近的看法：
扶苏九叶隔年春，掌上明珠洗暗尘。
倘为生民诗可殉，楚骚端未共沉沦。
注释有云：“《手掌集》乃辛笛四十年代诗集，《九叶集》则出版于1981年，亦四十年代所作也。中国现代文学会议席上，余光中教授与予本春秋责备贤者之义，对新诗人于四十年代末期后纷纷封笔，颇表惋惜。王辛笛先生以当时诗人为生民请命，献身革命事业为解。因成此诗，略当问难请益云尔。”
辛笛的回答其实是比较个人化的，他写诗是抒发个人情感，他不善于以诗歌去鼓动、去为民请命，他也就选择了脚踏实地地到工业部门做一点事，所以只能搁笔不写。他有他的处境，回答也就有保留了。人们所处的环境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余光中和周策纵的惋惜也有他们的道理。这样坦诚的交流对辛笛还是很有触动和收获的，在余光中发言后，辛笛特地离座走上前去和他握手，并认为余光中的意见恰如其分。研讨会后，辛笛即吟咏七绝一首《承余光中教授以〈看手相〉为题评价拙作〈手掌集〉感赋即赠》：
诗名每令我沉吟，謦咳于今更见心。
愧煞女郎吉卜赛，人间可贵是知音。
作家唐弢曾在一篇回忆黄药眠的文章中顺带提到辛笛在香港及这次研讨会上的情况：作家团成员、四十年代《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主要诗人，《九叶集》作者之一的辛笛，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家注意的中心。自然，辛笛在新诗上的个人成就也是不容忽视的，他对香港和台湾的诗人都有影响，不仅叶维廉教授的《研究四十年代诗的几个据点与角度》中提到他，余光中教授的论文还是一篇专论：《试为辛笛看手相──〈手掌集〉的赏析》，正如题目一样，文章写得严肃而又风趣，艺术分析也有见地，我觉得是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辛笛是作家团中的忙人，记者访问他，学校请他演讲，他连嗓子都沙哑了。
连辛笛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会受到如此欢迎，也没有想到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写的诗至今还有读者喜爱，真有“世上已千年”之感。而他那两年在香港报刊上发表的旧体诗，又使读者有了另一种“出土文物”般惊喜的发现──写新诗的辛笛竟能写旧体诗！当时，辛笛在香港、台湾很有影响，海外也有他的读者和研究者。一时间，香港的报刊也纷纷登载这次研讨会的盛况，不断有记者对辛笛进行专访。
这之后，辛笛与余光中每每新年有贺卡互道问候，或有赠书，或有见面的联系。1984年，辛笛寄赠《辛笛诗稿》；1994年6月，余光中有上海之行，辛笛参与了上海作协举办的座谈和招待事宜，余光中回到台湾后，特意写来一封致谢信给辛笛，诗人之间的情谊跃然纸上；1997年11月，余光中托长春时代出版社寄赠新出版的文集四卷、诗集三卷；两年后，辛笛又收到余光中托北京友人寄来的他的传记《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2004年2月3日，《文汇报》刊登了余光中的文章《谁能叫世界停止三秒》，其中有一段回忆文字：“一九八一年大陆开放不久，辛笛与柯灵随团去香港，参加中文大学主办的‘40年代文学研讨会’。辛笛当年出过诗集《手掌集》，我就此书提出一篇论文，因题生题，就叫《试为辛笛看手相》，大家觉得有趣。会后晚宴，摄影师特别为我与辛笛先生合照留念。突然我把他的右手握起，请他摊开掌心，任我指指点点，像是在看手相。辛笛大悦，众人大笑。”这些文字对2004年1月8日去世的辛笛先生来说，已然看不到了，但他与余光中先生交往的点滴文字资料还是留存在世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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