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祝福》一开篇，介绍了“我”作为故乡的出走者如今又回到故乡。这一段信息显示，“我”不是从前的“我”，而是一个接受了新教育的“新党”，一个比康有为“新”的“新党”，一个与四叔在思想上明显更对立的“新党”；同时，四叔实在太“旧”了，“旧”到20世纪20年代眼中还只是已经作为“旧”的代名词的康有为。这个开篇很重要，是因为这段文字对“我”进行了身份和思想定位，即比康有为更新的“新党”，具体是哪类人呢？
按照历史的实际情况或者按照思想史的代际划分，显然指的是通常所谓的“五四”新文化人，也常被称为现代思想的启蒙者。既然是具有现代思想的启蒙者，作者鲁迅安排一个“已没有家”的“我”回乡，显然不是为了省亲，而是赋予其启迪思想的使命。那么，“我”该如何面对故乡、面对故乡人呢？
开篇中，四叔寒暄后即大骂新党，而“我”既没有挑明康有为现在已经很“旧”了，更没有迎面接招以更新的思想和价值观与四叔展开平等对话，只是恭敬地聆听训话，最后被“剩”在书房里。一个“剩”字表明，自命为“新党”的“我”在第一个回合中，就在代表旧传统、旧文化的四叔面前败下阵来。唯一能够令他自我安慰的就是一句：“并非借题在骂我”。但是，四叔真的没骂“我”吗？他只是偏安于远离城市、远离现代文明的鲁镇，而对之外的世界（包括“我”）并不了解而已，否则以他的长辈身份、地位和传统文化卫道者的强势姿态，一定要大骂“我”，一定比林纾、辜鸿铭、黄侃等大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更厉害。
小说接下来写了“我”第二天去拜访本家和朋友们，发现他们依旧那样沉浸于传统习俗之中，在祭拜中依然重男轻女。这些观感，可以说是“我”出走后以现代思想和价值观的视角来回看和审视传统的结果。但是，“我”履行启迪思想的使命了吗？显然没有。小说这样处理，明显是鲁迅要告诉读者，“我”不但拿四叔没办法，就是面对鲁镇普通人也没有什么办法，所以只能在那里发些郁闷的牢骚。这就有些奇怪了，鲁迅明明是让“我”负有启迪使命回故乡的，结果两天下来，“我”却根本无法履行使命，只好做出回城也就是逃离的计划。鲁迅为什么要这么安排？
“我”访亲问友不愉快后，无奈回到四叔书房，然后小说写道：“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
作为宋代理学奠基者的陈抟老祖，还是一个了不得的书画家，他的“寿”字看上去模糊又可以辨认出“富”“林”“弗”“寿”四个字，因此常被形容为有仙风道骨的感觉。因为“我”具备传统文化的知识素养，当然能够很轻易地辨析出来。不仅如此，“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等叙述可以进一步证明，作为“新党”的“我”，“新”固然是特点是招牌，但“旧”更实在、更有功底。换句话说，在“我”的双重文化和思想底色中，传统“旧”的一面要赛过“新”的一面。
小说着意刻画“我”很“旧”的接续场景是：第二天“我”听到四叔大骂“谬种”，也听说祥林嫂死去的消息。在这样人命关天的大事面前，“我”却不敢询问四叔，原因不过是知道临近祝福时，“万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倘不得已，就该用一种替代的隐语”。这几笔描写，可以看出，“我”对于四叔的威严的惧怕和顺从。更深一层次的解读，是作为新文化、新思想载体的“我”，在传统的“旧”文化面前，自觉不自觉地居于下风。
这样的描写和立意显然已经说明，作者鲁迅与主人公“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和思想冲突，绝非有的学者所说的“叙述者实际上是作者最信赖的一个人，也是他认为他假想中的读者能够信赖的人”。其实，主人公“我”不但不是鲁迅认可的所谓“五四”新文化人，反而是他自留学日本时就开始讨厌的那些表面学得一点现代知识但又并非真正完成现代性转型的“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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