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那时候叫“工农兵大学生”，因为前面的这三个字，后来就被称作“戴帽”大学生。“戴帽”这两个字在新中国有特定的含义，顶着这两个字的都要交华盖运。不过这都是后话了，当时对于我来说，那真叫从书籍的沙漠跌进了绿洲。有五年的时间，除了一本红宝书，我没见过别的书，每天看见的都是黄土。这下好了，我又重新和书打起交道，书包、书本、书桌、书架、书稿，这些已经生疏的词汇又回到我的日常用语。
图书馆成了我经常去的地方。除了学校的图书馆，中文系也有自己的图书馆。大概是为了区别，我们都把系里的叫资料室，那里有许多“文革”前出版的文学刊物，可以在那阅览，也可以借回宿舍看。我有一个同学，特别爱看这些旧刊物，经常在他床头看到这类旧刊物的合订本，每看到激动的作品，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常常要给同学讲。记得魏钢焰的那篇《船夫曲》，我就是从头到尾听他讲的。也许是和文学刊物有缘，他毕业以后当了一家文学期刊的编辑，有一天，一个人来投稿，他一看署名就说：我知道你，1957年你在《延河》上发过一首诗《大风歌》，后来挨了批，打成了“右派”。来人比他大20岁，顿时愕然，他奇怪这个当年还是小屁孩的年轻编辑，怎么会知道《大风歌》和他的遭遇。投稿人是张贤亮，从此和我这个爱翻“故纸堆”的同学，成了终生的朋友。
那些年，翻“故纸堆”不是什么好事儿，可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究竟该读哪些书呢？当年我们那些老师，还真没一个人讲过。现在想想才明白那些老师的难处，让学生读“三突出”“高大全”吧，害人；让学生读“封资修”“名洋古”吧，害己。所以，干脆“今天天气哈哈哈”，同学们只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记得一年级的时候，大家急于文学入门，都看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蒋孔阳的《文学的基本知识》和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自然是洋人的那本最抢手，很难借到。天下的老师，哪一个不喜欢学生读书呢？于是，一个中年教师把自己家藏的《文学原理》借给了我。那是查良铮直接从俄文译过来的，上世纪50年代平明出版社出的。谁料想，没过几天，这位老师竟然奔波数十里，斜穿上海市，从学校找到我们开门办学的郊区，一定要拿走这本书，说是写东西查资料要用。一个要求进步的同学把借书的事告诉了工宣队，这位老师被责令“立即消除修正主义影响”，否则，“后果自负”。工宣队哄散之后，这位老师成了教授、博导、出书的作家、出国的专家。我每次出差上海都去看他，老师是福建人，每次都要亲手包一包家里的铁观音送给我。2006年初夏，老师临终前我赶到上海，病榻上他拉住我的手，嗫嚅着笑，我俯耳静听，竟然是我大学时的外号，我哭笑不得。我们几个要好的男生互相叫着玩的外号，从来不苟言笑的老师是怎么知道的？因为工作无法离开，我没有去老师的追悼会，只寄上了一副挽联：“高风于人可传 惜无老龙著杂说；英灵在天不灭 幸有雏凤续断想。”“杂说”和“断想”取自老师的两本书名：《艺术断想》和《太平杂说》，“雏凤”指老师的女儿，上海一位知名的女作家。
“戴帽”大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也挺奇葩，要么是路人，要么是朋友。若非后者，就只能听冠冕堂皇的“语录”讲解了。那时候的教材，是系里不时下发的油印稿，列宁的论托尔斯泰、恩格斯给哈克奈斯的信、马恩给拉萨尔的信，等等，人手一份，免得去图书馆借，也免得人人抱一块砖头。要理解这些经典论述，必须有外国文学基础，外国小说没看过几本，知道什么叫“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于是我想多读几本外国小说。也是一次金针暗度，我知道了学校的图书馆藏有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大仲马我知道，小时候看过电影《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却是第一次听说，据说开卷即欲罢不能，这让我求睹若渴。校图书馆一楼的左侧是一个大阅览室，门上的牌子有5个大字“文科阅览室”，里面有一个开架书库，全是“文革”前的“大毒草”，进这个书库要凭“文科阅览证”，学校根据各班人数发证，我们班六十多个学生，只有两张。其中一张，我用了两年半。即使如此，想看“基度山”，还必须名列前茅；此书“文科阅览室”仅有两部，一部四册，一共8本，这8本书锁在管理员的书柜里，每天只有最早进馆的前8名才能拿到一本，而且前4名有挑选权，后4名就“有嘛算嘛”了。第一次去不知道规矩，连个书影都没见着。第二次虽然提前去了，但是低估了同好的实力，只拿到第三册，书皮儿都掉了，裹着皱皱巴巴的牛皮纸，看得我满头雾水，好比小炉匠刚摘了眼罩，搞不清杨子荣是共军，还是土匪。第三次决定灭此朝食，揣着昨天晚饭买好的馒头就去了，终于拿到了第一册，得窥此书全貌：灰白的封面，中间一条蓝色块儿，上印白色的书名，字从右向左排，书从左向右翻，装帧简易，一望而知是解放前的出版物，译者是蒋学模，出版者是复旦大学文摘社。后来我才知道，译者是复旦经济系的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抗战时期他在四川大学读经济系，在校图书馆看到了大仲马Le Comte de Monte-Cristo的英译本，有意把它翻译成中文。毕业后，他进了复旦大学文摘社，编辑《文摘》半月刊，每天要翻译美国新闻局供稿的政论文章和有关“二战”的新闻报道，没有时间种自留地，抗战胜利那年，文摘社东迁，等船票期间他开始翻译，船票一等等了一年，书也译了一大半，回到上海以后，一鼓作气译完，1946年由复旦大学文摘社出版。“基度山”有了第一个中文译本。如果直译，书名应为《基度山伯爵》，因为抗战前好莱坞改编的电影叫《基度山恩仇记》，搭个便车，省了广告费。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个本子，书名改为《基度山伯爵》，也是4册，定价4元。那时我的月工资还不到40元，为了纪念我颠三倒四读完这部书的经历，狠狠心买了一部，如今这套书就在我身旁的书柜里。
四十多年过去了，邓蒂斯的故事已经在脑海里依稀凌乱，但是全书最后的那句话，却一直记得，成了我的座右铭：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4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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