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柱：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剧作家、导演。
铃木忠志有一本书叫《文化就是身体》，贬低语言，把一切归于身体。戏剧可能只跳舞、只演哑剧吗?这种源于阿尔托的说法在西方大学确实流行。那里的戏剧研究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大的偏差，并非教授故意误导大家，而是因为他们要发表论文，必须追新逐异，回避人所共知的主潮，所以多数学者都是只占剧坛10%左右的先锋派的拥趸。这个学术研究求新不怕偏的现象对西方观众没什么大影响，因为普通人并不看教授写的先锋理论，就是戏剧人也很少看，他们知道占90%的主流是剧本戏剧，真要看的是主流报刊的剧评。但在非西方国家里，曾经跟那些先锋教授学习的海归很容易盲目地把先锋派捧成唯一。中国戏剧界的海归其实并不很多，但大量译介进来的书在崇肢体、反戏剧、后剧本。现在很难看到好的剧本，“文盲戏”倒很多——这是我发明的词，指不需要语言、只靠肢体、多媒体的戏。我们都知道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语言，但是从阿尔托开始，包括铃木忠志也相信，文化就是身体，不需要学习语言，甚至还宣称剧本戏剧已死。这绝不是事实。
法国人弗雷德里克•马特尔写了一本书《戏剧在美国的衰落：又如何在法国得以生存》，宣称美国戏剧衰落了，剧本戏剧干脆已死。这完全不是事实，却有很多人还当真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听到西方来的类似惊人之语，而多数国人并不了解那里的戏剧教授的“套路”。20世纪前半期欧美还没什么戏剧系，介绍进来的外国戏剧作品都是好剧本，现在来看大多数剧本都还很优秀。那时欧美的戏剧研究大多出自文学系，1950年代起大学扩招，纷纷成立独立的戏剧系，为了创个性，就要和文学分庭抗礼，硬说导演最重要，贬低起关键作用的剧本。事实上戏剧文学可以历2500年而依然闪光，而一心打自己品牌的大导演常常没玩多久就自我间离出去了。像格洛托夫斯基是位了不起的大师，但更多是精神世界的而不是剧坛的大师，他在去世前好些年早就主动退出剧坛做隐士去了。
我近年来弄明白了戏剧界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只中国，甚至全世界非西方国家程度不等地都有这个问题。那里的戏剧大部分都由海归主导，中国大陆戏剧界海归还不多，但中国港台地区、日本、新加坡等地就很多。现代戏剧本源自西方，大家都去西方学，海归后自然就传播那些先锋教授的戏剧观念，而对英美法德意大利的戏剧总貌不甚了了。西方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主流戏剧绝不是只占10%的“后剧本”先锋戏剧，但发论文的教授却有90%在鼓吹后者。大多数海归并不清楚，西方国家主流戏剧已经发达到饱和了，大城市每天几十上百个售票演出，多数大学戏剧系的教授和学生都很难挤进去，他们只好做边缘戏剧，不进剧场街头广场也可以表演。可在我们这里，根本还没有大众可以经常买廉价票观看的主流戏剧，也一窝蜂去做先锋派戏剧，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这个情况按说不应在中国发生，中国原来并不是没有戏剧的，但现在老百姓就是没有戏看。媒体说的“主流”是指宣传方面的主流思想，其戏剧跟大部分老百姓没什么关系。所以，要用“人均戏剧量”这个概念才更有意义，看看每个城市一年有多少正式演出，售票情况如何，除以人口数就有了——我们人口基数这么大，结果可想而知。如果不从受众的角度看，只满足于盖了多少剧场、抓了多少剧目、得了多少奖，对人民大众有什么意义?我们的人均戏剧投入不能算低，但实际让老百姓享受到的人均戏剧量太低了。
在人均戏剧量几乎世界垫底的情况下，不应鼓励大搞先锋派。国家级的戏剧学院，国家投入这么多钱，学生考进来这么不容易，更应首先为主流戏剧培养人才，不宜沉溺于自娱自乐的先锋花样。学生来专业院校要学好技艺，这样才能吸引观众自愿买票来看他们的戏。戏剧界我很佩服的老先生刘厚生说：“戏剧一定要有保留剧目。”这个道理哪儿都一样。好剧团理应有保留剧目，就不用一年四季编新戏，做一个扔一个。等我们主流戏剧发展好了，人均戏剧量提高了，老百姓习惯了自发买票看戏，如果还有余力，再去着力开发边缘戏剧，探索我们自己的先锋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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