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家族都会有自己的精神文脉，且代代相传。就像DNA一样生生不息，支撑着这个国家、地区乃至一个家族的精神世界和最高诉求而不同于其他国家，地区乃至家族，成为这个国家、地区乃至一个家族的标志之一
所谓“文脉”是指文明演化之历史血脉是也。它代表文明演进的方向，文脉常常表现为一种文化，文化常常依附于一种或者几种文化现象上，总会在“实体”上表现出来。每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都是在一种旧的文化现象上“移植”、“异化”或者“转化”而来；即是外来的文化现象在本国、本地区或家族流行，也会慢慢的和本来流淌在血液里的“文脉”所异化乃至同化，最终形成新的文脉元素，充实到原有的文脉之中，形成一种新的文脉积淀下来，开始传承。
每一种新的文化现象的产生，常常都是由其“先知先觉”的代表人物所首创，然后为大家认可、学习、接受、继承乃至发展起来，成为更广泛的社会认可，成为后人践行的楷模。这些“先知先觉”者自然也就被后人称之为“圣贤之人”，受人顶礼膜拜。文化是时代、地区乃至宗族的，通过规范化工作成为一个时代的文明成果。经过时代的沉淀延续保护下来的文明成果就是文脉的延续，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灵魂，流淌在民族的血脉中，流淌在人类繁衍的命脉中。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除了身体DNA的不同之外，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文脉不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所以不灭，就是因为其文脉绵延不绝，薪火相传的内驱力，促使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进行生存竞争，只有汇聚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共识的国家才会有力量。梳理文脉，就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
如果一个时代没有其代表文明的哲学、文学成就，所谓的文明就是一堆没有灵魂的器物，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动力，就会失去凝聚力和认同感。在世界成为地球村，文明交流碰撞日益频繁的今天，文脉的梳理、传承、弘扬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就是因为中华文脉从来没有枯竭过，代代薪火相传，从老子、孔子、…………、张载、二程、朱熹、王夫之等这些中国文化的托命人延续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脉。
文化、文明在刚开始时常常与物质文明成果所处的地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化文明既依赖于物质文明的发展成果，但又有相对的独立性，甚至呈现了不平衡状态，有时超前，有时滞后。超前时照耀社会，引领社会前进，成为社会前进的动力和指引明塔。滞后时会促使人的反省、整合、纠错。耀眼的思想被人们誉为太阳普照大地，给人类带来光明和能量。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们必须创造适合和无愧于这个时代的文化文明成果，才能与之相适应。对待我们的文化文明和文脉，需要在坚守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发展，在守望中出新。我们的民族才会永葆活力，青春常在。
北宋哲学家，理学“支脉”、“关学”创始人张载曾写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为世人所传颂。所谓“往圣”者孔子，孟子等所代表的先儒，“绝学”是指孔孟先儒所弘扬的儒学（道学）。纵观历史，宋儒们也不全是继，而是在“继”的基础上形成了“濂、洛、关、闽”等诸大家，把儒学拓展、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为后世所瞩目。
一代理学家，哲学家，湖湘学开山祖师胡安国（1074-1138），原籍福建崇安，早年拜程颢、程颐弟子杨时为师研究性命之学。入太学时，又从程颢之友朱长文、靳裁之学习得程学真传。后潜心续撰《春秋传》，继承理学，提倡修身为学，主张经世致用，为后人所敬仰。由胡安国撰写的《春秋传》在元、明后，一直被朝廷钦定为科举考试必考之书。
胡宏，胡安国季子，传学于张栻，张栻主张格物致知，知行互发。他认为，“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论语解.•序》）对知、行有了较深的理解和关注。理学大师朱熹尝曰：“己之学乃铢积寸累而成，如敬夫（张栻字敬夫），则于大本卓然而有见者也”（《宋史•道学第三》）。
湖湘学派在强调经世致用的同时，也强调心性修养，只有使人的内心本性充分发挥出来“知性”、“复性”，以达到“修身”、“成人”、“统役万物”的目的（张作奇《张栻与碧泉书院》）。
胡宏所创立的“性本论”，与朱熹“理本论”、陆象山“心本论”并驾齐驱，开辟了儒学发展的新路，对以后的王阳明确立心学有着巨大的影响，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家之一。（王立新《隐山•湖湘文化的真正源头》。
胡安国侄子胡宪更是朱熹的业师，朱熹从之受业近十年之久。
朱熹（1130年-1200年）是宋朝著名理学家，哲学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朱熹之父在病逝前曾写信请友胡宪代为教育朱熹。朱熹学脉自然流淌着湖湘文化的元素。
朱熹在南宋乾道三年八月在长沙访问湖湘文化学派代表张栻。朱的思想是在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宋代理学思想，才建立起自己庞大的理学体系，为后世所称道。朱的学说对明朝的王阳明的心学有着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的突破。
朱熹在“知”、“行”的关系上主张“知先行后”。
陈献章（1428年-1500年），广东广州府新会县白沙里人，故又称白沙先生，世称陈白沙，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是明代心学的奠基者。陈献章的白沙学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僵化和沉闷模式，开启了明代心学先河，是宋明理学史上承前启后、转变风气的关键人物，明代的儒学家实现由理学向心学的转变，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白沙心学的方法不仅反省内求，也注重向外求索的方法，这种内外合一的为学方法是在克服程朱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为学的方法的基础上提出来，是白沙心学的法门。
明代心学发展由陈献章开启，湛若水完善，王阳明集大成。因湛若水与陈献章有师承关系，二人学说总体上有继承性与一致性，合称“陈湛心学”，是阳明心学的直接源头。
王守仁（1472年-1529年），别号阳明，是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其思想以儒学为主，同时也受道家、佛家的影响颇多，特别是在“知”、“行”的关系上，王阳明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表现为真知。强调躬行实践的重要性，知行合一学说思想复杂，头绪多端，王阳明本人也反复给予解释和强调。
关于对知行合一的理解，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且会引发不同的结果。特别在晚明心学盛行之后，许多士大夫的作风或趋向于更加放荡，或者更为偏狭苛刻的两个极端。敦厚上进之风扫荡无余。这和王阳明“知行合一”固有的缺陷恐怕不无关系。
社会发展到今，已经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时代，科学日益昌明，科学和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细，科学研究的对象也越来越分化、深化和细化。直接经验天然有其局限性和不完善性、局部性、一时性，甚至有错误的可能，因为个人精力、实践、悟性和所处的环境约束，已经很难凭个人之力深化，也不可能任意推广，只有把大量的间接经验进行分析、汇总，总结出规律并上升为理论才能反过来科学指导实践。有些领域不能和实践直接挂钩的，纯理论推导也是常有的事情，但同样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社会分工越细化，要求协作也越紧密，别人的“知”可以用来指导我的“行”，我的“行”也可以用来验证别人的“知”。另外，在个人道德修身领域，“知行合一”也不是一种十全十美的理想境界。不能一概而论。比如佛教和儒家在修行的目的上就大不同。佛教修行是为普度众生，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本人提出的中国僧格：“依慧崇佛，理（法）行合一”就是在总结历代僧人对自己修行要求的基础上提出的，而不可全部套用心学的“知行合一”思想，它有自己的文脉精神。中国僧格也就是中国僧人精神。中国佛学的文脉。
儒学虽然是显学，但不能代表全部，从知行互发，内外合一，先知后行，知行合一，中国哲人在不停地探索，但他们共同都强调行的重要性，这一点就值得特别尊重和敬畏，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指明了道路。虽然有不完整和欠缺的地方，但在那个时代仍然具有先进性和创新性。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信仰，不能没有仰望星空的人，因为哲学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他们的探索之路就是一个民族的铸魂工程。一个独立的民族必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需要这些铸魂之人铸造、引领或者推动，否则这个民族就没有灵魂和形成民族团结的吸引力——根。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思想者去完成。继承固然重要，解释学也不可或缺，但社会发展乃至进步更需要与之相对应的新学思想产生。社会发展到今天，历史上的和今天所说的知识的“知”无论在内涵或者外延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今天的“知”早已成为科学知识、科学理论、科学道理，今天的任何“行”都是科学知识，特别是科学理论的验证、指导下进行的，而不是单靠个人的“知”去进行了。在“理”指导下的“行”才会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或者目的。这是科学理论的存在的重要价值和目的所在。科学理论和社会实践的关系问题已经阐明的非常清楚，“科学理论对实践有指导意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等。
“知行合一”发展到“理行双入”（见张胜利《德道经》）也就自然而然了，是哲学这一理论发展的必然历史结果。
今天的个人行为或者修身行为，已不同于以往士大夫阶层的“修身”，所有的行为都需要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以不违背道德底线的前提下的“修身”。在法治社会走进新时代的今天，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遵纪守法的人，一个“理行双入”堂堂正正的人而不是偏激之人，是社会的整体诉求和个人修养的目标，也是哲学思想存在的价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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