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老城改造前，北门里中段路西府署街，有条鲍公祠胡同。这一地名，同音讹记，“鲍公”本是“报功”。祠建于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祀毛恺，康熙《天津卫志》记：“大仪门里街北，系前道毛公恺祠，有碑。”大仪门在府署街东端。道，指明弘治时始设、派驻天津卫城的兵备道，其职官也称提刑按察司副使、整饬副使。
祠有碑，不止一通。津人汪来撰写《天津整饬副使毛公德政去思碑》，立祠中。碑文说：“毛公恺，字达和，越之江山人也。以读书起，至天津整饬副使，三年擢山西参政。于其行也，天津人遮道涕泣而留之，去后涕泣而思之，为之立生祠，号曰报功祠，又为立碑。”毛恺任天津整饬副使三年，政声甚佳，百姓念他的好，去思怀德，修建了副使毛恺报功祠。
“号曰报功祠”一句，说明祠祀的心理诉求，对于社会背景也是提示。修毛恺祠为了报其功德。另一篇由樊深撰写的碑文就讲“祠公而报之”，并说，“切于报也，故祠于生前；公于报也，故祠于去后”。建祠庙以报功劳德政，急于报答，所以建生祠，建祠于毛副使调任离开之后，绝非对在任者的“精神贿赂”。
至于社会背景，那时在一些地方建生祠成为风气，“报功祠”名称也不鲜见。或许因为贪官污吏、猾胥蠹役的反衬，古人对于清官循吏，从来是不吝赞美、肯予口碑的。思则祀，又有《祭法》为依据，所谓“徳施于民，祀之；以劳定国，祀之；能御大灾捍大害，祀之”。以报功祠命名，大约还有标示“祠于生前”的意思。相关记述，如正德时费宏撰《阳明王先生报功祠》，嘉靖时徐阶撰《丹阳县报功生祠记》。
老百姓心里有杆秤。那些留下功绩的官，人走茶不凉，铭记他们的好处。这方面的佳话，天津地方志所记载的，元代有《接运海粮官去思碑》，可谓是明代毛恺报功祠的先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