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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周三中午，宋冬雷院长结束了在上海冬雷脑科医院一天的门诊工作后，他背上双肩包，匆匆拦下一辆出租车。一上车，他便拿出手机，回答着上海冬雷脑科医院门诊病人的问题。
车在华山路的一幢商务楼停下，宋冬雷带记者走进“冬雷脑科”医生集团，对话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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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冬雷：走下“神坛”，我比以前更接地气了
上海观察提问(宋冬雷)：您现在的状态可以说是一位“非典型”医生，能说说您的时间是如何分配吗?
宋冬雷：我大多数时间还是用在看门诊和做手术，这是我最大的兴趣。我现在的状态是自由执业，在瑞慈医疗、上海国际医学中心、浦南医院等多个医疗机构看病或手术。
每周有半天时间，我会来这个办公室处理“冬雷脑科”的事务，一走进这里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创业者了。
上海观察提问(宋冬雷)：3年前您离开华山医院时，曾在业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在脑外科领域已经功成名就的您，为什么选择走出体制?
宋冬雷：我离开华山时，有人说我是主动走下“神坛”，这3年来，我很庆幸自己走下了“神坛”，现在的我比以前更接地气了。
说起当年离开的初衷，一方面是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进入了一个瓶颈期;令一方面是想去民营医院，为民营医院的发展做点事情。
到了民营医院，我开始转型做医院管理，一心想要把自己在国外看到的好的医疗模式进行实践。后来受到张强医生的通过探索这个模式来发挥个人最大的价值。影响，我决心走自由执业这条路，
上海观察提问(宋冬雷)：在华山医院时，您是全国知名的大专家，病人络绎不绝，自己单干后，有没有经历过病人荒?
宋冬雷：说实话，有一段时间病人确实少了，但我并不慌，离开了三甲医院的这个大树，必然会经历这个过程。事实证明，只要用心为病人服务，用心看好病，口碑很快就做出来了。还有些老病人一直是我宋冬雷的忠实粉丝，他们多年来对我都很信任，我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儿。
老百姓最缺的不是技术，而是服务
上海观察提问(宋冬雷)：从主动离开体制，到个人自由执业，再到如今创办医生集团带着医生们一起干，您觉得您的这条路可复制吗?
宋冬雷：我觉得，要想通过自由执业的方式来实现自我价值的医生，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是要有过硬的技术，也就要把病看好，这是最重要的;二要在患者中积累一定的口碑;三就是要重视服务。
上海观察提问(宋冬雷)：技术是医生的看家本领，口碑是医生走向市场的基础，那服务二字怎么理解?
宋冬雷：从进入大医院的那天起，我们多年来所受的熏陶就是要成为大专家，一个医生只有做大专家才是伟大的。所以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如何做课题、发文章，如何晋升，这决定了我们很少会从病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而一旦你离开体制的庇护，直面医疗市场的竞争时，就必须要把如何服务好病人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这几年最大的转变。只有做大专家是伟大的，为老百姓服务低三下四的，这是我不能认同的。
上海观察提问(宋冬雷)：您曾经是教授、博导，现在放弃了科研的平台，觉得可惜吗?
宋冬雷：我们现在不缺做学术、做科研的大专家，老百姓最大的需求是看病，最缺的就是优质的医疗服务。当然，我不认为做科研就不重要，但合理的情况是：由少部分的优秀专家从事科研、制定治疗指南去指导规范大部分的医生为老百姓看病。假如所有的医生都想做专家，都想做学术权威，那就脱离了医疗的本质。
上海冬雷脑科医院宋冬雷院长：做“令人感动的医疗”
上海观察提问(宋冬雷)：有人说，主动离开体制的医生大都是一些“热血青年”，您怎么看?
宋冬雷：我已经不年轻了，但这三年来，我从探索个人的自由执业到现在带领一个团队成立医生集团，内心一直有一个理想，那就是为老百姓提供令他们感动的医疗服务。
上海观察提问(宋冬雷)：这种感动如何实现?
宋冬雷：现在大多数医院并不缺优秀的医疗技术，但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病人不满意?因为病人一进医院就要面对拥挤的环境，甚至冰冷的面孔，他们得不到心灵的抚慰，而一个人走进医院时往往是最他痛苦最痛绝望的时候，也最需要被关爱，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做令人感动的医疗服务。
我们想通过优质的服务，通过对合作医院的谨慎选择，对每一位病人负责，在解决他病痛的同时给予他心灵的抚慰，在手术之后通过新媒体等各种方式进行随访。事实证明，我们上海冬雷脑科医院和病人之间的医患关系非常良好。
上海观察提问(宋冬雷)：作为一个创业者，您对您的上海冬雷脑科医院，以及做“令人感动的医疗”的前景怎么看?
宋冬雷：我们不是只有一腔热血瞎折腾，也不是医改的阻力军。相反，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医疗环境变得更好，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服务，也让更多愿意选择自由执业的医生得到更多的价值感。
从目前来看，大多数同行们都觉得我“折腾”得蛮有道理。至于将来能取得多大的成功，我目前不敢讲，因为成功需要很多的要素，但我觉得这个模式不会失败，因为我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我们心中的信念就是最大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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