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国文化有哪些特点，对现代社会有哪些重要价值？让我们看看历史文化专家是如何看的。
本期推出的是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夏自正、衡水学院教授曹迎春的精彩发言。
中山国历史文化精神感悟（节选）
夏自正
我认为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中山国历史文化精神的灵魂没死，没有灭。虽然延续了两千多年，但是今天已经被唤醒了，我们要万分珍视它，我们越珍视它，对我们今天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民未来的康乐，本世纪中叶国家的崛起，会大有益处的。尤其对我们河北人，对平山、灵寿、定州、行唐这些地区遗留有中山遗脉、遗迹的人们会造福更大。
我说这个话有什么根据呢？大家可以看到中山国最兴盛的时候只有方圆五百里大的地方，一百万的人口，半山坡的城垣。但是它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财富，我可以用一句话说，是地球上有人类发展到今天，达到了历史文化的鼎峰之作，它和南方的楚国有异曲同工的价值，可欣赏它，领悟它，但是很难以言传。这就是它的妙处，这就是它的隐秘还没有被我们今人所发掘、所发现、所领悟、所借鉴、所发扬。
所以我今天要强调这一点，有什么根据呢？
第一，中山国在公元前770年鲜虞名于史书的时候，是公元前770年，白狄的鲜虞。506年初，改为中山。到406年，正式改为中山国，一百年这段距离。但是在这个长期的过程中，它一直和强大的晋国是世仇。徐武，晋国的名将，发大兵攻伐过中山国。赵简子发大兵攻伐过中山国。鲜虞似乎一度泯灭了。但是武公奋起，败而转胜，忧而安险。这恰恰证明中山国的精神不死。406年，魏国攻灭了中山，25年后，桓公又复国。
98年我退休之后有一个心愿，亚洲四小龙，南韩、香港、台湾、新加坡，逐一崛起，中国这个大龙什么时候能崛起呢？一个小龙都闹腾的全世界闻名，怎么中华民族这个大龙什么时候能腾飞呢？我得看看它们怎么崛起的，所以我退休20年就在四小龙这几个地方讲学，宣传中华文化。我问李光耀先生一句话，我说“你治理的新加坡振兴，你的主要经验是什么？”他跟我说“夏先生，我用一句话回答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桩，我在这个树桩上又嫁接西方高科技的文化，这就是新加坡崛起的内因。”
这个概括太好了！它证明中华传统文化可不是一种空虚的理论文化，不单纯是一种美的文化艺术，它所孕育的力量，振奋人的心情，烘托人扩大的胸怀，全世界的战略援引，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不忍屈辱的精神，中山国都具备。
第二点，中山国几个陵墓出土的文物到达了两万多件，这些宝物特别是那些人鸟畜类的器物，内涵的文化精神有两个特点。
第一，说明中山人跟大自然在那个时代就天人合一了，不然它造不出那种栩栩如生的牛马虫鸟来。
第二，少数民族生活很困难，每天生活在的危机当中，它很敬畏上天，因为作为游牧部族，老天要是一大旱，平原的草长不出来，它的牛马就会瘦弱。冬季一刮黑风，它的牛马就要死亡，牛马不存在，就危及到部族人的生命，更别说什么幸福了。它为什么要进南侵，非要到中原来，因为中原有沃土，一年四季很分明，没有冬天的黑雪，没有沙漠的大旱。在这里略微有作为，放牧牛羊，就有吃有喝过好日子，能过好日子，人们就安心，部族就能发展，所以这个问题我们看通史就很明显了，咱们的通史是按照正统观念写的，把少数民族西边的称作西戎，南边的称作南蛮，东边的称作东夷，北边的称作北狄，西戎、南蛮、东夷、北狄，西戎是被强大的秦国融化而一了，东夷是被强大的齐国融化而一了，所谓的南蛮那些少数民族是被强大的楚国融化而一了，北狄呢？唯有北狄，燕、赵这样的诸侯国融化不了，没那个气势，也没那个能力，所以它只能封位。连秦始皇都害怕，所以连缀了燕国的长城，成为万里长城。连秦始皇那样的雄武大略之人都害怕北狄，怕胡人、怕匈奴，就在于这个地方。那么既然是南方的楚融化了南蛮，东方滨海的东夷由强大的齐国融化了，西边的西戎由强大的秦国融化了，北边这个大豁口子，又有千里之远，就是堵不住。修长城也堵不住，为什么？就是北狄太强大了，它为什么强大啊？吃牛羊肉、喝牛羊奶、吃牛羊的奶酪，只要是有草，它的人、部族就旺盛，体格就健壮，乘上马就是威武不可战胜的军事力量，这一点远远胜于中原的所谓那些邦国、侯国。
中山国，它是白狄的一支。它由山西就跟晋为世仇，沿着滹沱河上中下游来这块沃土上，它又在正定、晋州、藁城、定州、行唐等等这一代慢慢的游移建国。770年，建都于新市，现在的正定新城铺就是公元前770年鲜虞白狄族在那里建都。后来迁到顾，在定州这一代，桓公复国之后，才建都于灵寿，延续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历史。
所以这个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白狄的鲜虞没有什么中原人，游牧民族虽然是少数，但是没有行凶杀戮，而且它不仅没有行凶杀戮，而且接纳了中原农耕的文化，融二为一。
小小的一个中山，拥有了两个历史基因。一个是游牧部族的游徙、马壮人强，一个是中原的文明，灿烂的文化。它这两个基因融二为一，成为中山国的灵魂。所以中山国本身没有杀戮，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以后这些少数民族，几乎没有做到向中山王那样的宽厚待农耕人之心的。
（略）北方一乱，我们河北人糟乱最大，可以说这种民族融合是流血的民族融合，尤其是河北，正在农耕和游牧民族的交错点上，正在长城以南这块地区。
北狄只要越过长城南侵，首先抢掠的蹂躏的践踏的就是河北人。我们光说燕赵慷慨悲歌，能不悲歌吗?能不慷慨吗？那是血流的代价换出来的慷慨悲歌，但是中山这么做了吗？没这么做！但是像五胡，像北魏，它就这么做过。……（略）中山没有所以这是典范，这不值得我们今天各位同志永远铭记吗？
再一点，他这个艺术文化为什么这么高妙呢，为什么只可领会、领悟、赞叹震撼而不可言述呢？他就是基于天人合一，对自然的崇拜，对上天的敬畏，对神话传说的尊重，少数民族都有这个特点，所以它所陈列出的那些个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些妙不可言的高妙艺术跟江南的大楚国是异曲同工，各有所长，可以说比肩而立，这里看不出艺术谁高谁低，艺术可不是说你是大国你自然就艺术高，我是小国我自然就艺术低，不存在这个，它发展到那种阶段了，文明精神修炼到一定高度了，他会达到那样的文化精美之国，达到文化艺术的至高点。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继承和发扬中山国文化精神艺术的这种灵魂不朽之处，借鉴我们造福于新时代中华儿女的崛起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趋向大同的这个习近平的新时代的大趋势。我们越做好这门功课，我们越是在这个领域里做的贡献最大，所以平山的乡亲们，灵寿的乡亲们，凡有中山遗迹的这些地方，你们一定回去告诉乡亲下至普通的孩子老百姓都要珍视中山国的历史文化精神灵魂的不灭。
作者简介：
夏自正，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中山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特点
曹迎春
中山国是春秋末期白狄鲜虞族建立的国家，其历史曲折而绵长，与整个战国时代几乎相始终，是“千乘之国”中的佼佼者。文献中关于中山国的记载很少，涉及其经济的更是凤毛麟角。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河北省文物部门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使得这个战国时期神秘国家的面纱逐渐被揭开。特别是平山县三汲乡发现的中山灵寿大型城址、豪华的王墓以及出土的数量庞大的精美艺术品，这一切生动地记载着中山国经济文明曾经达到的高度，为研究中山国经济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但关于中山国经济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主要是就其经济的某个方面进行研究，或青铜器，或陶器，或钱币，而对中山国总体经济发展进行宏观审视者不多。宏观研究能为微观研究提供方向性的指导，深度开掘必须和广度推进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整体研究取得较大的进展。因此，本文尝试从中山国经济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的比较，以期更为准确地对中山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特点进行分析和概括。
一、“飞跃”：纵向特点分析
从纵向角度看，中山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与经济密切相关的人口，从战国早期到战国中期都存在着一个明显地“飞跃”。
农业方面，战国早期的中山国，游牧经济比较发达，这通过墓葬中出土的一些典型器物有所体现。战国早期的鲜虞墓葬中，出土了一些具有浓厚游牧民族文化特征的器物。如行唐县李家庄墓葬中出土的提梁匏壶、双环耳络绳纹壶[1]；唐县北城子墓出土的络绳纹四兽耳、络绳纹扁方壶[2]；平山县访驾庄出土的提链壶，盖正中及腹下部一侧各有半环状钮。颈两侧有对称的半环状耳，以链与盖钮相联。器身腹部饰络绳纹[3]。这些青铜器的造型便于携带，络绳纹象征捆勒之意，都与游牧民族经常流动的生活方式相关。到了战国中期，在中原各国经济影响和人口激增的巨大压力下，中山国游牧经济逐渐走向了消亡。《战国策·中山策》中记载了战国中期五国相王的事情，对于中山的称王，齐国百般阻挠，其理由是“我万乘之国也，中山千乘之国也，何俟名于我？”在这里齐国认为中山不配和几个大国同享王号的理由不是因为其为戎狄，而是因为其国家较小。显然，如果此时的中山国在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上和中原诸国有所差别，即有戎狄之俗，那必定是齐国不同意其称王的最冠冕堂皇的理由，然而此时的中山国在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上和他们已无明显差异，所以齐国只好在国家强弱大小上做文章了。事实上，战国中期的中山国耕地面积扩大、生产技术提高，粮食品种齐全且产量丰富、畜牧和渔猎经济发达。农业已经成为其经济命脉和立国之本（参见拙作《战国中山国农业探索》，《农业考古》2010年第1期）。虽然尚无证据证明战国早期中山国的游牧经济是其经济基础，但战国早期到中期中山国经济生产方式的重要变化确实十分明显。
手工业方面，这种“飞跃”在几个主要手工业部门都有所反映。冶铁方面，战国早期中山国的铁器以铁兵器的生产为主要内容，因相关考古资料尚未发现，所以规模不知，但从战国早期铁器生产普遍较少可推知，中山国在这一时段的铁器生产规模不会很大；而到了战国中期，中山国铁器的生产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从出土铁器的数量看，中山国的铁器在灵寿城址内出土291件，墓出土163件，石家庄市市庄村出土47件，其他地点出土21件（考古材料中未标明数量的均按1件计），总计出土522件。从中山国铁器出土种类看，战国时期中山国铁器种类齐全，已被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青铜制造业方面，中山国战国早期的青铜器出土较少，且很多制作粗糙，精美者凤毛麟角；战国中期灵寿城遗址发现了大面积的青铜冶铸作坊，中山王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先进的铸造技术和装饰工艺都能够娴熟运用。玉石制造业方面，战国早期的中山国几乎没有真正的玉制品；战国中期中山国王及其家族墓出土玉石器达三千多件，种类齐全，材质丰富，在战国考古中十分引人瞩目。制陶业方面，战国中期与早期相比，一是陶窑的结构有了很大不同，由升焰窑发展为半倒焰窑，窑室面积也有所扩大，使得陶器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了，再就是建筑用陶数量大增。从战国早期到战国中期，中山国手工业各个部门不仅在生产上飞跃发展，而且在管理水平上也逐步提升。其官府手工业在成公时期还没有施行“物勒工名”制度，到了王在位时期已经形成了监造者（相邦）、主造者（啬夫）和制造者（工）层层节制的管理系统，而且各部门之间分工明确，制定统一生产规范，保证器物质量。
商业方面，这种飞跃式发展在货币流通方面表现最为突出。战国早期中山国虽有尖首刀币流通，但数量不多；战国中期燕、赵货币大量涌入，中山国自铸的“成白”刀币，在灵寿城址内的几次出土都是动辄数百斤。不仅如此，为方便交换，中山国还仿铸了燕、赵的货币。可见，无论是货币的种类还是数量，战国中期比战国早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人口方面，笔者曾就战国中期中山国的相关材料，对其人口规模进行了推测，得出中山国人口大约在一百万左右的结论（参见拙作《战国中山人口探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战国早期中山国的人口规模，因材料缺乏无从考察。但战国早期到中期中山国人口的显著增长则是毫无疑问的。战国时期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军队数量和战争规模的扩大。在此仅以“魏灭中山”和“赵灭中山”两次战争为例予以说明。战国初年，魏国的疆域和人口有限，拥有的兵力并不充足。因为领土分割零散，四处设防，占用了不少常备军队，能够集中起来投入进攻的大约只有5—7万人[4]（P142）。此一时期魏国与中山作战，用兵不会超过这个数字，灭亡中山所用时间是3年。战国中晚期赵国灭亡中山之际，赵国用兵20万，历时5年。从战国初期到战国中晚期，同样是灭亡中山国的两次战争，投入的兵力有了数倍的增长，显而易见，这百十年的时间里中山国兵力也有了很大的增强。兵力的增强虽有装备改进等因素，但毋庸置疑军队数目的增多是至关重要的原因之一。军队数目的增多是以总人口的增多为基础的，因此可以反映出中山国这一时期人口规模的飞跃发展。
战国早期到战国中期中山国经济的这种“飞跃”，是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革背景下产生的。战国初期，七雄并立的形势逐步确立。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无论是在规模还是激烈程度上，均超过了春秋时期的霸权之争。战争的升级使得各国对富国强兵的诉求越来越迫切，社会改革的步伐逐渐加快。从战国初期到战国中期，魏、赵、楚、秦、韩、齐纷纷出台一系列的变法政策。随着各国变法的成功实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各国建立。与此同时，各国社会经济领域也发生了惊人巨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
战国早期到战国中期中山国经济的这种“飞跃”，还与中山国自身历史演变的整体趋势同步，或者说，前者是后者在经济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中山国是北方少数民族白狄鲜虞所建，从春秋末期公元前507年始见于史乘，至战国时期公元前296年灭于赵，历时二百一十年。其春秋末年的事迹几无可考，战国时期中山国世系传承为文、武、桓、成、、、胜七世。战国初年桓公在位之际，为魏国所灭。魏国统治中山二十余年，桓公于公元前381年左右复国，并以灵寿城为都。成王在位至少二十七年，之后到王时期中山国达到鼎盛。鼎盛时期的中山国，国富兵强，公元前323年，与韩、赵、魏、燕几大国共同称王，公元前314年，乘燕国子之之乱，伐燕得地，开疆拓土。之后，中山走向衰落。综观中山国发展历程，以战国早期到战国中期的桓、成、三世发展最为迅速，经济的“飞跃”正是中山国这段历史的充分反映。
二、“同步”：横向特点分析
从横向角度看，中山国经济与同时期各诸侯国相比，在生产技术方面是同步发展，毫不逊色的。这一“同步”特点在农业和各手工业生产部门均有所表现。
农业方面，铁制生产工具的使用、耕作技术的提高、灌溉技术的改进，这些战国时期农业领域的重大变化，在中山国农业生产中都有所反映。从已发掘的资料可知，在灵寿城址内出土的铁器中，绝大部分是农具。仅灵寿城址和中山王墓出土的454件铁器中，钁、铲、锄、镰、锸等农具就有100件。石家庄市市庄村出土的大批生产工具中，铁器占67%[5]，这说明铁器已成为中山国主要的生产器具。从出土的陶范看，铁农具的种类也比较齐全，可见中山国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已经用上了铁制工具。铁农具的广泛应用，使得战国中山国的农业生产逐渐形成一套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耕作技术。与牛耕配套使用的铁犁铧在河北新乐何家庄遗址的出土[6]，说明战国中晚期的中山国应该也已经使用牛耕。中山国境内水源丰富，河网纵横，便于发展水利事业。《战国策•赵策》载：“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掠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引水”与决水有别，需引水渠道等，可见中山人对地上水已有控制和利用能力[7]。而且据文献记载，中山国境内的滹沱河和滱水，确有灌溉之利。
冶铁方面，中山国不仅已经掌握战国时期先进的块炼渗碳钢和铸铁柔化技术，还掌握了冶炼时加入骨质来降低熔点的技术。块炼渗碳钢是对铁器的传播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技术之一。用这种技术制作兵器和工具，才能具备既坚硬又锋利的性能。金相鉴定的早期铁器中，兵器的制作工艺多为块炼铁或块炼渗碳钢（战国早期以前）[8]。中山国“所攻无不陷，所击无不碎[9](P2690)”的铁杖应该就是用块炼渗碳技术生产的坚硬铁兵器。铸铁柔化技术克服了生铁铸件性脆、易断裂的缺点，使得铁器的广泛使用成为可能。通过对石家庄出土战国铁斧的金相组织考察可知，这两件铁斧是经过韧化处理的韧性铸铁器（可锻铸铁件）。从金相组织来看，是不彻底的珠光体基体的白心可锻铸铁件[10]。白心可锻铸铁件既克服了生铁过脆的特点，又使器物有了较高的耐磨性。对于主要用于冲凿的铁斧来说，采用此种处理方法是很合适的。这说明中山国的冶铁业在进行铁工具的制造时，根据其用途的不同，已采用了不同的制作技术。另外，在灵寿城址六号遗址二号铸铁炉作业坑边上，堆放着不少废骨料和部分制作中废弃的骨器半成品，据考古工作者分析有两种可能，或为铸铁增加含磷量，或用作燃料[11]（P37）。笔者以为此两种可能都值得推敲。含磷量高会使铁发脆，容易断裂，而用作燃料似乎显得杯水车薪。清人卢若腾《岛居随录》（卷下）“制伏”条中说：“铸铁不销，以羊头骨灰致之，即消融”[12]（P87）。可见冶炼时加入羊头骨灰是为了让不易熔化的铁矿石“消融”。灵寿城铸铁炉边骨料的发现，证明中山国的匠人已经在实践中掌握了冶炼时加入骨质来降低熔点的技术。
青铜制造业方面，传统块范铸造技术，流行的镶嵌、线刻、鎏金等工艺，在中山国都有运用。根据对中山国出土铜器的工艺分析，以及铸铜遗址中发现的大量陶范，证明中山国的青铜器就是采用传统块范技术铸造而成的。中山国的青铜器镶嵌工艺中错金银技术最具特色。墓出土了一批错金银铜器，其数量之多、工艺之精在中国考古史上是不多见的，其中错金银神兽、虎噬鹿屏座、错金银犀屏座、错金银牛屏座等皆为上乘之作。鎏金制品在战国早期的中山境内已有发现。新乐县中同村M1出土的虎形饰片正面鎏金，同出的还有八枚鎏金的钮扣[13]。战国中期中山王墓出土了的鎏金匕形器和兽纹带钩，更是制作精美。至于线刻工艺，虽然平山穆家庄M8101出土的铜鉴是中山国战国早期线刻铜器的典型代表，但中山国铜器刻铭无疑更具有知名度。著名的中山三器：中山王方壶铭文四百五十字；中山胤嗣圆壶铭文一百八十二字；中山王鼎铭文四百六十九字，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战国时期铜器铭文字数最多者。这些刻铭刀法娴熟，字体秀丽，深浅匀称，显示出中山国线刻技术的发达。
玉石制造业方面，战国时期常见的阴刻、浮雕、镂雕技法，在中山国都有精彩的发挥。中山国玉石器阴刻技术的突出成就有二：一是阴刻线条细如毫发。中山王墓（M1）出土的蝉形玉饰GSH:116—1、2，形态逼真，颈背间有一菱形，内填细密格纹，其细密程度需放大镜下才能看清[14]（P236）。中山王族三号墓（M3）出土的白玉串饰，标本M3：273，器形呈扁圆形，正面弧凸，上雕刻极细的饕餮纹，串饰长径1.35、短径1.3、厚0.6厘米。在如此细小的玉器上刻纹如此细密，显示了中山匠师们的高超技术[11](P219)。二是阴线与浅浮雕巧妙结合，创造出层次感较强的纹饰。中山王墓（M1）出土的Ⅰ式虎形佩，蚕纹为浮雕，与之相连的丝束纹为阴刻，两者结合将正在吐丝之蚕描绘得十分形象。龙凤形佩GSH:66也是浮雕和阴线刻相配合。浮雕层次分明，阴线刻纹极为精细，显得十分协调。中山国玉石器上镂雕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中山国镂雕技术的代表作有镂雕双兽双蛇灰玉饰板、镂雕四凤黄玉佩、虺纹黄玉佩、镂雕螭纹饰片、镂雕螭纹玉璧。镂雕造型多为瑞禽神兽，且大多对称布局，其形态虽仍带有几分神秘感，但由于多为摄取自然界多种禽兽的部分特点加以综合形成，注重写实，具有一定的生气和活力[15]。中山王墓（M1）出土的龙耳谷纹黄玉系璧，长圆形璧两侧各镂雕一蟠龙耳，增加了器物的装饰韵味。透雕螭纹玉璧更具特色，此璧的肉质处镂雕两个大小不等的卧蚕纹瑗相套，两瑗间有镂雕的若干条龙连接为一体。其中外瑗之外又镂雕一或两组一首双身龙或蛇[16]。镂雕技艺使得整个器物画面变化多端，富有情趣。陪葬墓出土的一件玉环，通器为镂雕的三条龙围绕在一环之上，同时由于巧妙的琢玉工艺及阴阳线的灵活运用，从而使扁平的器面，具有一定的浮雕效果[17]。
中山国经济发展与时代的“同步”，是与战国诸国交流频繁的结果。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山地处中原文化带的北部，与春秋时的晋国，战国时的魏、韩、赵、燕等国相互毗邻，处于同一个地理单元内。从政治文化上看，中山国春秋时期与晋国或战或和，来往密切；战国初年又曾为魏国统治二十余年，复国之后于燕、赵、齐等邻国夹缝之间倔强图存。在频繁的政治、经济往来中，中山文化逐步与中原文化相融合。在中山国手工业产品中，燕、齐、魏、楚等国文化因素都有所体现。如平山灵寿城遗址出土的双兽纹瓦当与燕下都遗址出土的双兽纹瓦当相近，藁城战国遗址出土的瓦当更多地受到齐瓦当的影响。玉器中一些龙虎佩中的装饰云纹，与河南琉璃阁第四期魏国墓出土物近似；有些云纹，还与山西长治分水岭和侯马战国墓以及湖南长沙战国时期楚墓遗物相似[18]。这些文化上的一致性既是中山国与各国交流频繁的结果，又是中山国与各国交流频繁的佐证。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中山国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点可以概括为：“飞跃”与“同步”。从纵的角度看，中山国经济从战国早期到战国中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飞跃”，这个变化是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革背景下产生的，也是中山国历史演变的整体趋势在经济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从横的角度看，中山国经济与同时期各诸侯国相比，在生产技术方面是“同步”的，这是战国时期中山国与中原诸国交流频繁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郑绍宗.行唐县李家庄发现战国青铜器[J].文物,1963（4）：55.
[2]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满城、唐县发现战国时期青铜器[J].光明日报，1972—7—16（3）.
[3]唐云明、王玉文.河北平山县访驾庄发现战国前期青铜器[J].文物，1978（2）：96.
[4]宋杰.先秦战略地理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5]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石家庄市市庄村战国遗址的发掘[J].考古学报，1957（1）：88.
[6]许永杰、刘长.河北新乐何家庄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J].中国文物报，2007—5—18（2）.
[7]路洪昌.战国中期中山国的经济[J].河北学刊，1985（1）：.
[8]段红梅.三晋地区出土战国铁器的调查与研究[D].北京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
[9]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M].成都：巴蜀书社，2002.
[10]华觉明、杨根、刘恩珠.战国两汉铁器的金相学考查初步报告[J].考古学报，1960（1）：75.
[1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12](清)卢若腾.岛居随录（卷下）[A]，笔记小说大观》第13册[C]，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1984.
[13]石家庄地区文物研究所.河北新乐县中同村战国墓[J].考古，1984（11）：973.
[1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15]郭立新.东周玉器的分期[J].中原文物，1998（3）：.
[16]周南泉.论中国古代的玉璧：古玉研究之二[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1）：82.
[17]常素霞.战国中山国玉器[J].收藏家，1998（2）：30.
[18]周南泉.中山国的玉器[J].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2）：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