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常沙娜：永远的敦煌少女

在美术馆举办的“花开敦煌——常沙娜艺术研究与应用展”中，人们惊讶地看到了1945年——只有14岁的少女常沙娜的敦煌壁画临摹作品以及她晚些时候创作的花卉彩绘。尤其是临摹作品中的古典美，呈现于朴素、纯熟的绘画技法中，那线条和色彩充满具有神秘感的优雅与恬静，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位花季少女的习作
    常沙娜在家中过着乐观的生活。摄于2009年


    八臂十一面观音。常沙娜1947年（16岁）临摹

    观无量寿经变全图与局部。常沙娜1946年（15岁）临摹


     今日美术馆的咖啡厅，环境优雅，艺术气氛浓厚。83岁的画家常沙娜的一头白发像是雪莲花，不禁让人想起西域雪山戈壁，想起敦煌。这位前中国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画家的艺术生涯，以敦煌石窟为起点，她的父亲常书鸿（美学家、敦煌学奠基人之一）曾写信叮嘱：“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上月在今日美术馆举办的“花开敦煌——常沙娜艺术研究与应用展”中，人们惊讶地看到了1945年——只有14岁的少女常沙娜的敦煌壁画临摹作品以及她晚些时候创作的花卉彩绘。尤其是临摹作品中的古典美，呈现于朴素、纯熟的绘画技法中，那线条和色彩充满具有神秘感的优雅与恬静，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位花季少女的习作。

    我们知道常沙娜是一位艺术设计家、教育家，曾经师从建筑学家林徽因，得其亲传，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首都剧场和首都机场等许多现代标志性建筑，都留下了她的建筑装饰艺术设计和壁画创作。但我们却很少看到她作为画家展出她的精美绘画作品，台湾知名的艺术策展人黄梓炫追踪、劝说了8年，才有了“今日”的展出。

    1.我的名字是一条河流

    我们的名字不只是一个称谓，它还是一种隐喻和暗示，甚至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一生。

    “我是在法国里昂出生的。由于爸爸和我的命运，都与中国西北大沙漠中的敦煌难解难分，许多人误以为‘沙娜’即沙漠与婀娜多姿之意。但我的名字‘沙娜’是法文‘Saone’的音译，而La Saone （索纳）是法国城市里昂的一条河流。

    1927年，我的爸爸常书鸿从家乡杭州只身去法国，考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1928年，我母亲陈芝秀也到了里昂陪伴父亲，于是1931年有了我。我没有出生名字就起好了。据说爸爸接受了好友吕斯百（画家）建议。

    1998年，我67岁有幸重访出生地，专程再去看‘Saone’河，看到里昂的路牌、公交车牌上都有‘Saone’字样，仿佛处处都有亲切的声音在呼唤我的名字，不禁心潮澎湃，激动不已。这原本是为纪念我的出生地、纪念父母的一段经历而取的名。

    尽管我十分清楚自己名字的来历，竟然也时常感觉‘沙娜’二字隐喻着某种缘分，正是这缘分，促使我跟随爸爸走进了茫茫沙漠，走进了神奇的敦煌石窟。我在法国生活到6岁，和法国孩子一样，会说纯正的法语，不会说中国话。”

    83岁的常沙娜清楚地记得儿时学唱的法语儿歌，并且轻声地吟唱《在明亮的月光下》：“在明亮的月光下，我的朋友保罗啊，请你把笔借给我，让我写下一句话。我的蜡烛熄灭了，没火再点燃，为了上帝的爱，请把你的门打开。”

    老画家常沙娜在用法文哼唱她童年歌曲时，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仿佛穿越时光而依然绽放的花朵一样……

    记忆中除了“含情脉脉”的法文歌，还有同样难忘的巴黎警察。一个星期天，父母带她去卢森堡公园看木偶戏，散场后，小沙娜走失了。幸好遇到一位警察，按她所说的门牌号码把她送到了家。但进不了门，只好站在门口东张西望，等着爸妈回来。妈妈急得都哭了，可她自己却在笑。“我特别高兴，我突然觉得自己很懂事了，还知道自己家的地址。爸爸妈妈也对我刮目相看，觉得我长大了。那位警察留给我的好印象，至今没有淡忘。”

    此前，父亲常书鸿已经通过考试拿到奖学金，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在著名的新古典主义画家、法兰西艺术院院士劳朗斯的画室深造，于是，举家迁往巴黎。“我家住在巴黎第14区48号，房子有一个长长的阳台，装饰着很好看的花纹护栏。周末、假日，我家成了中国留学生（学艺术的）聚会的场所，王临乙、吕斯百、曾竹韶、唐一禾、秦宣夫、陈世文、滑田友……都是座上宾，徐悲鸿和蒋碧薇到巴黎办展览时也来做客。爸爸于1934年创作的油画《画家家庭》，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了银奖。”

    2.我的童年是战乱漂泊

    童年本该是无忧无虑的，除非有无情的战争闯入。

    “1936年的秋天，爸爸回国了。自从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惊奇地发现了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又在吉美博物馆看到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掠去的大量敦煌唐代绢画，中国古代艺术的灿烂辉煌使一向倾倒于西洋艺术的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如同高更义无反顾地抛弃巴黎奔向塔西提岛，爸爸要离开巴黎，回国寻访敦煌石窟。正好接到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的电报，聘请他为北平艺专教授，并要他火速回国任职。

    1937年夏天，我们乘轮船从马赛出发，穿过地中海、红海、亚丁湾，驶过辽阔的印度洋。船上有些中国人唱一首悲凉的歌《松花江上》：‘九一八，九一八，就在那悲惨的时候……’我不懂‘九一八’是什么意思，妈妈告诉我，日本人来侵略我们中国了。

    7月7日，北平突然沦陷。我们的船到上海就停了，爸爸接我们，开始了长达数年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我刚6周岁，回到祖国连中国话都不会说，就被卷进了逃难的洪流。我家随着北平艺专，走走停停地迁徙，最后迁到‘大后方’。7岁时我已经帮助大人干活儿。在湖南沅陵为改善生活养鸭子，我经常割下茴香草为鸭笼子垫底。茴香和鸭笼的气味很不好闻，这给我的刺激太深了。至今，我一闻见茴香味就想起当年的鸭笼子，茴香成了我这辈子唯一不吃的蔬菜。在贵阳，临时住在旅馆里，突然日本飞机来轰炸了，妈妈一下把我拽到餐桌下，紧紧趴在我身上。妈妈喘着气叫我‘沙娜！沙娜！’我也哭叫着‘妈妈！妈妈！’环顾四周时，横七竖八躺着血肉模糊的人，那些茶房伙计刚才还好好的，现在躺在那里，断胳膊断腿，流着血，惨不忍睹，地狱般的景象真把我吓坏了。

    我们一无所有了。行李，包括爸爸的许多画，瞬间就被炸光了，不知何处为家。幸亏法国在贵阳的天主教会收留了我们。神父和修女都是法国人，十分和善，见到我和妈妈刚从法国回来，一口流利法语，他们就像见到亲人一样，马上安置我们住宿。一个多月里，那些法国修女对我们特别关照，特别亲切，安抚我们，为我们祈祷。妈妈诚心诚意地感谢上帝，从此皈依了天主教，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妈妈还让我受了洗，所谓受洗就是头披白纱，接受神父的一点圣水，我乖乖地照做了。我还留有一张受洗时的小照片，‘文革’时成了我的一个罪证。

    我在昆明法国天主教会办的‘上智小学’上学，上午学法文，下午学中文还有数学。我的中文就是在那里正式学的。最后，我们随国立艺专又迁到了四川重庆，当时的‘陪都’，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的临时所在地。我们在凤凰山顶的一幢房子里安了家，与我们同住在一起的还有父亲留法时的老同学——王临乙、王合内夫妇，吕斯百、马光璇夫妇和秦宣夫、李家珍夫妇。还有‘吴作人爸爸’单身也住在山上。凤凰山下的磁器口有地摊卖菜，看见卖豆子的豆子好玩，大大的，还有花纹，我就拿了一个，卖豆的没有拦我。走到半路我把好看的大豆子给爸爸看，他问：‘给钱没？’我说‘没有’。爸爸一巴掌就打在我手上，厉声说：‘去还给人家！不能随便拿人家东西！’我吓了一跳，赶紧转身回去把豆子还给老乡了。”

    3.我的少年是敦煌绘画

    每一位少女都有自己花季的婀娜鲜艳，常沙娜的花样年华在敦煌石窟中度过。

    “1942年，在时任监察院长的于右任先生建议下，重庆国民政府指令教育部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于先生认为国家再穷，也要想办法将敦煌这举世罕见的艺术宝库归为‘国有研究’（国家行为）并加以保护，否则没法向历史交代。他题诗一首：‘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者知不知？’爸爸被推荐担任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行前，梁思成先生说：‘如果我身体好，我也会去的，祝你有志者事竟成。’徐悲鸿也鼓励说：‘学习玄奘苦行僧的精神，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把敦煌的工作做好，做到底。’

    我们举家从重庆搬到敦煌时，我12岁。敦煌缺水，不能洗澡，只能擦澡；一盆水擦脸，擦身，洗脚，还舍不得倒掉，得派做其他用场。餐桌上的饭菜很简单，常常是一碗大盐粒、一碗醋，一碗水煮切面，这里没有蔬菜。一家人住一间小房，土炕，墙边五斗橱上摆了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妈妈每天早晚在圣母像前画十字，做祷告。我和擅长画工笔仕女的邵芳进洞临摹壁画。她成为我的工笔重彩老师，毛笔勾线、着色退晕等，我从她那里学了不少东西。至今，我还留有一幅172窟盛唐壁画《西方净土变》的大幅临摹作品，就是跟她一起画的，用的是张大千的线描稿子。从描稿、勾线、着色、渲染、开脸，整整一个多月画了这么一幅。画的过程中，我获得了有关壁画内容的不少知识。爸爸还安排董希文（油画《开国大典》作者）辅导我学习西方美术史，苏莹辉（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辅导我中国美术史。

    爸爸要求我将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表石窟的重点壁画全面临摹一遍，并在临摹中了解壁画的历史背景，准确把握历代壁画的时代风格。他结合一幅幅作品给我介绍历史，讲解各个历史时期的画风演变。我每天兴致勃勃地登着蜈蚣梯，爬进洞窟临摹壁画。早晨的阳光直射进来，照亮满墙色彩斑斓的画面，彩塑的佛陀、菩萨慈眉善目地陪伴着我，我头顶上是节奏鲜明的平棋、藻井图案，围绕身边的是神奇的佛传本生故事、西方净土变画面，‘那建于五代时期的窟檐斗拱上鲜艳的梁柱花纹，那隋代窟顶的联珠飞马图案，那顾恺之春蚕吐丝般的人物衣纹勾勒，那吴道子般舞带当风的盛唐飞天，那金碧辉煌的李思训般的用色……’满目佛像庄严，莲花圣洁，飞天飘逸，我如醉如痴地沉浸其中，画得投入极了，兴致上来，就放开嗓子歌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随着太阳转移，洞里的光线越来越暗，而我意犹未尽，难以住笔。在大漠荒烟中，我修行着自己艺术人生第一阶段没有学历的学业。

    1945年，在兰州举办了《常书鸿父女画展》。这是为扩大敦煌影响，应五省监察院高一涵和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等人的建议，爸爸把准备带到重庆的我这几年临摹的一批敦煌壁画作品和他在敦煌画的少数民族速写、油画写生二三十幅拿出来一并展出。画展期间，来了一位加拿大籍的犹太人叶丽华，她是国际工业合作组织创办的山丹培黎学校的印染教师。她很喜欢我，对我爸爸说：‘你的女儿很有才华，画的东西又好！可是她这么年轻（15岁），老待在山沟里可不行，应该让她到外面去见见世面。我建议把你女儿送到美国学习，我会给你联系，你考虑一下。’”

    4.我的青春是留学生活

    只要你细心体会就会发现，人的一生中至少会有一次遇到天使。对17岁的常沙娜来说，她的天使就是因敦煌画展而相识的犹太人叶丽华。

    “1948年春天，叶丽华女士到敦煌来了。对爸爸说：‘我准备介绍沙娜到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附属美术学校（Bosten Museum of Fine Arts School）去。那里环境很好，学习条件也非常好，我可以做她监护人。’

    去美国时，我随身带了自己临摹的一百幅敦煌壁画。行前，爸爸在南京筹备的‘敦煌艺展’也开幕了，展出了八百多幅敦煌壁画摹本。媒体还报道了‘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17岁就在敦煌临摹’。那次展览影响很大，蒋介石冒雨去参观，国民党政府的高官也纷纷去看，开幕式还邀请了不少驻华外交使节。就为这个展览，爸爸在‘文革’期间没少挨斗。”

    常沙娜所在的波士顿美术学校的课程有——素描课、人体解剖课、美术史课、透视课、色彩课、绘画课、设计课……她曾在敦煌画过素描和速写，但是从未画过人体和石膏像，在这里有了初次尝试。最让她感兴趣的是美术史课，课堂上所听所学马上就可以在藏品丰富的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里得到印证：欧洲的、亚洲的、非洲的、美洲的各个时期的艺术品，包括敦煌的珍贵文物都有，且是实物。“学习使我的视野豁然开朗了，看到敦煌以外还有希腊、罗马，还有埃及、两河流域等等，了解了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也了解到敦煌佛教艺术与西域丝绸之路文化的渊源。美术学校附属于博物馆真是好，这样的学习使我受益一辈子。”

    叶丽华女士为她在暑假期间安排了“打工”——到一个民办慈善儿童夏令营服务。“我去的那个夏令营有不少小男孩、小女孩，各种肤色的都有，大家住的是帐篷，生活很简单。每天早上，我招呼孩子们起床，洗漱，吃早餐，饭后他们一人带一个小画箱，跟着我到树林里画花草树木，捉迷藏，抓蛐蛐；吃过晚餐，我给他们在一个大澡盆洗澡，然后安排他们睡觉。孩子们天真烂漫，可爱极了，都非常听我话，也特别喜欢我，直呼我‘沙娜’，我和他们在一起开心极了。有个白人小女孩指着身边一个黑人小女孩问我：‘沙娜，她为什么那么黑呀？’我想了想，回答她：‘明天我们到树林里去看看，那里有好多蝴蝶，黑蝴蝶、黄蝴蝶、白蝴蝶都有。你看，我们也一样，你是白的，她是黑的，我是黄的。’她睁大眼睛看着我：‘是吗？’第二天早饭后我带他们到树林里画花，看蝴蝶。他们看见各种蝴蝶真的像我说的有各种不同颜色，都很高兴地相信了我说的话。这种‘众生平等’的‘蝴蝶论’感动了黑人小女孩的爸爸妈妈，见面时给我拍了不少照片，今天我卧室里挂的一张少女时代的老照片，就是当年那个黑人家长为我拍的。他说：‘沙娜，你对孩子非常好，我的女儿非常喜欢你，我们都知道人的肤色不同是种族的原因，你解释得真好！’那年我才18岁。”

    叶丽华女士为常沙娜在纽约文化馆举办了一个小型画展，为此，常沙娜专程从波士顿赶到纽约出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现场画画，地点在波士顿一个环境幽雅的庭园里。我穿着干妈马光璇为我做的锦缎旗袍，胸前戴了两朵挺大挺香的栀子花，我的同学好朋友露丝陪着我，坐在我旁边，有不少中国留学生来看我画。当时了解敦煌的人极少，看见这么年轻的女孩能默画出这么奇妙的画，他们都很惊讶，非常赞赏，所以兴致很高，画完以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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